英国《金融时报》网站8月10日发表题为《美欧债务危机预示着什么？》文章，以下为主要内容：

有一天，一位年轻聪明的中国外交官给我出了道“考题”。我对此举的第一反应是，它是源自中国人那种令人钦佩的、在矛盾与混乱中找出持久模式的性格。随后我突然意识到，任何目睹大西洋两岸之危机的人，都应该会问与之相同的问题。

美国面临的是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以及持续的政治瘫痪。战略决策被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所挟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最后一刻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了协议，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违约。但一块“胶布”不会弥合两党在税收和支出方面“针尖对麦芒”般的分歧——这种分歧让赤字越积越多。

欧洲面临的风险甚至更高。欧盟(EU)核心的单一货币计划，一直承受着主权债务和政治不和的重压。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战胜了团结。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表示，历时60余年之久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正面临威胁。然而，这位欧洲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似乎一直抱着一种犹豫不决的态度。

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两场相似的危机是属于那种时不时扰乱富裕经济体发展、具有破坏性但持续时间较短的阵痛——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危机的重演？还是属于一种完全不同量级的冲击——在西方交出把持两个世纪的全球霸权之际，预示着西方的加速衰落？

相对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西方能以差强人意的速度增长，那么其它地区的崛起并不构成问题。实际上，蓬勃发展的全球经济是一个正和博弈。但当其它地区的强劲增长伴随着西方的经济停滞时（阵痛转变为螺旋式下滑），危险就出现了。

这种悲观的情况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导致新地缘政治秩序成形的事件。在此之前，这类事件只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拉美或亚洲。这一次则是发生在美国。

有“华盛顿共识”之称的自由资本主义神圣原则被撕成了碎片。随着美国和欧洲陷入衰退，避免全球经济下滑的重任落在了中国、印度和巴西这类国家的肩上。

这件事的心理影响是深远的。随着银行业危机转变为主权债务危机，西方在新兴国家失去了影响力。对关注此事的外部人士而言，此事的意义超越了经济范畴。他们认为，这代表着自由民主的失败。

欧洲单一货币计划已出现严重的裂痕。欧元面临的威胁本可通过行使集体政治决议加以避免。但是欧洲的政客们害怕触怒心怀不满的本国选民。

市场已经对他们的胆怯做出了惩罚，将一个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债务问题转化为一个事关单一货币联盟存亡的威胁。近日欧元区峰会达成的协议表明，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等人最终接受了欧元的逻辑——即一国的债务就是所有成员国的债务——只有如此，危机才会过去。

当有人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 马伦海军上将(Admiral Mike Mullen)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时，马伦回答道，是联邦赤字。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如果它想继续保持超群的军事实力，就必须修复本国的财政状况。

人口结构对健康和福利支出构成的压力可能会让问题变得更为严重。然而共和党人却谴责增税，左倾的民主党人则反对削减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