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时代的世像流转
经济的上升财富的增长，使得社会结构有了微妙改变
文/陈辉楠
37岁的李成梁在一家美国背景的存储卡公司负责前期研发。
他刚把家从旧金山搬到上海，出任公司在华的技术代表。作为管理层，李成梁不仅有十余万美元的年薪，在公司的账面上，还有一部分股权属于他的名下。
李成梁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他刚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毕业，到位于北加州硅谷腹地的公司总部上班。那正是科技股最热的时节。很多成长迅速的IT公司，比如Google或者Yahoo的员工持有的原始股，仿佛吹气一般疯涨。当地的社区论坛上不时会有这样的提问：“嘿，我的股票突然涨到了2000万美元，你能告诉我怎样花这笔钱吗？是在Palo
Alto买栋别墅呢？还是做点别的什么？”
“现在的硅谷，已经不可能听到这样的故事了。”李成梁说。
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令人兴奋的神话故事，在2007年的春夏时节，正在国内到处流传——尽管没有硅谷的那些版本刺激，但依然带着强劲的财富暗示。
在美国生活了10年的李成梁有两个孩子，他现在浦东乳山路附近的公寓，比旧金山的两层楼的家要小很多。李在美国的日子，和大多数中产家庭并无两样，公司和家，两点一线——偶尔的节日，他会驾驶那台被他视作玩具的Lexus越野车，带着家人去优胜美地度假。
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如一只巨手，翻动着既有的社会结构。“回到中国，就像踏上一台速度飞快的汽车，”李成梁说，“好像给很多人机会，也给很多人压力。”
即使到了上海，李成梁还是习惯在旧金山的生活方式。下班后，他更愿意和妻子、孩子呆在一起，为督促8岁的儿子练习钢琴，他要求自己每天也要弹30分钟车尔尼初级练习曲。
27岁的律师何鑫的梦想是在30岁前成为中产阶层。短短5年，他已从一名律师助理成为拥有自己律所的私营企业主。
和那些还在上海律师行业打拼的同龄人相比，黑龙江大学毕业的何鑫非常幸运。2003年初，年仅23岁的何鑫刚刚大学毕业一年，开始在一家企业担任法律顾问，这家企业的老板成了他代理征婚的第一个富翁。
“当时，在上海，也没有多少律师为高端人群提供个人法律顾问服务，为富翁征婚，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何鑫一直认为代理富翁征婚是自己冒险拼出来的血路，“当初做这事99%的人都反对，那时候我刚刚起步，走错了方向后果不堪设想。”
在第一次帮助富翁征婚之后的一年中，先后有三十多位富翁与何鑫接触，希望委托他办理征婚事宜。而找何鑫帮忙的客户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冒头的新兴富人。
2004年，那个时候他已经为两个富翁代理了征婚事宜。拿着二十多万的存款，何鑫在上海徐家汇附近交了首付，购买了第一套房子，每平方米8800元。
在接下来的3年，没有借助任何贷款，他又先后购买了4套住房作为投资，全部出租给留学生。“我那4套住房加起来也抵不上富翁的一套别墅，”何鑫说自己还够不上中产阶层的标准。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新老中产阶层的转变后，自上世纪40年代起，中产阶层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国家推动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及引导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尤其是这几年来，Middle
Class，即所谓"中产阶层"开始被频繁谈论。改革开放短短20余年，面对迅速增加的财富，很多中国人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进入到“中产阶层”的行列，拥有自己的房产和汽车几乎成了衡量一个家庭是否进入中产最主要的指标。
什么是中产？何鑫的标准是——“有稳定的收入、有健全的家庭、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已有资产一千万，年收入五十万左右。”
在他看来，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年薪20万的律师根本不算中产，“只不过刚刚脱贫”。
何鑫特别强调说，他身边那些已经拥有千万资产的人也不够格当“中产”——“因为他们的家庭都没有成功，另外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健康，说白了就是财富没有完全利用好。”
实际上，关于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一直存在种种争议。中国国家统计局曾把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家庭的标准。也就是说，家庭成员每月总收入只要达到5000元就可以称为中产，但仍有许多人包括收入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比如何鑫。
对于中产阶层的说法，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并不十分赞同，他认为“小康阶层”或者“中等收入阶层”的说法更具有中国特色。
卢汉龙将党政领导官员、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士、机关办事员、白领办事人员甚至体力劳动工人、农民等都归入了“小康阶层”，这个阶层区别于富有阶层和弱势阶层，其中机关办事员、白领办事人员和一般专业工作者是“小康阶层”中的“中间阶层”。
卢汉龙认为，在西方尤其是高福利西方国家，“中产阶层”的概念已经成为历史。上世纪50年代后，西方的劳工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福利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所以中产阶层的概念在西方已经不具有显现性。
相反，随着中国近10年来迅速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刚刚开始形成拥有中等收入的阶层。然而，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价值观，这个正在形成的中等收入阶层却普遍对自己缺乏认同。
在当今中国，什么样的人属于中产阶层？大多数人都对这个概念感觉朦胧，只是认为是有房有车一族，而有房有车的人们却并不认为自己迈入了中产阶层的行列，在他们心目中，身家千万的老板才是中产。
很多针对中国中产阶层的调查都显示，中国当代的这些新生中产阶层普遍对生活和工作充满焦虑意识，并无西方中产阶层的优越感。他们生怕自己一觉醒来已不再是中产，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赢得更大的成功，而不是过安稳的日子。
“我怎么会是中产？”握着40万的年薪，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担任大中华区总代表的马君自我评判是， “我现在顶多刚刚步入中产，还有很多上升空间。”
时光倒流20年，那个时候26岁的马君只是上海一家国有企业的工人，但他并不安于现状，“那个时候，周围的朋友开始跳槽，放弃国有企业的铁饭碗，要么跳槽到外资企业；要么开始自己做生意。”
1987年，马君终于跳槽到一家外资企业，从普通员工做起，而在20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成为这家外资企业大中华区的总代表。
今天的马君已从当年租房子住到已拥有三处房产。“我的确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马君说，“但也要靠我自己的努力。”
拥有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家庭，但马君并不觉得安稳，“我现在很惶恐，我还是房奴，还很脆弱。”
马君坦言，即便自己算是中产阶层，那也是非常脆弱的中产者，教育、医疗和住房是压在他身上的三座大山，他不敢放松。
卢汉龙认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停留在集聚财富的时候，和西方社会中产阶层悠闲自由的生活方式相比，中国“新中产阶层”显得更为紧张和忙碌，也许只能算是正在形成的中产阶层，而这也是他们普遍缺乏认同的主要原因。
这段时间，何鑫忙着考驾照，他打算买车了。
“我不打算买宝马，不是我买不起，是我不舍得，别克就可以了，”何鑫说，资产一千万的中国中产只能承受大众消费。
在美国，由于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90%，中产阶层的代名词是“大众”，美国中产阶层的消费就是大众消费。而何鑫所指的大众消费却是将自己等同于收入更低人群的消费水平。
在何鑫准备买车的时候，马君刚刚从青海自驾游回到上海，对他来说，每年几次自驾游是最好的放松。
2005年，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主持的"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都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课题组对中产阶层的消费结构进行了调查。
在关于中产阶层消费结构的调查结论显示：中产阶层家庭的消费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饮食62%，服饰34%，子女教育31%，购房28%，文化娱乐20%，医疗保健13%，社交应酬4%，购车6%，个人继续教育1%；而其他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消费主要项目的顺序依次是：饮食72%，子女教育29%，服饰24%，购房13%，文化娱乐12%，医疗保健12%，个人继续教育4%，购车3%，社交应酬2%。
该课题组认为，虽然饮食方面的消费在中产阶层家庭还占有一定的位置，但其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特别其他消费内容如交往、休闲、轿车、住房等不断增加，家庭基本消费如衣食住行方面已经与原来简单的生存必需型消费拉开了距离。
中产阶层这个概念最初的形成是由于这个特殊阶层的人群在消费水平、购买能力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特征，是一群有钱、有闲、有情调的优雅人士。
对于这样的定义，何鑫和马君都不赞同。看电影、听音乐、听演讲是何鑫最喜欢的休闲活动，但一年到头，他看不了几场电影，也没有什么时候去听音乐、听演讲。
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并不轻松，他们仍然常常感到焦虑；对金钱的渴望还占据着生活的重要地位；对文化的品位还需要时日。
卢汉龙认为，当下中国,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拥有了一批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但这些正在成型中的中国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他们的阶层品位。
但种种迹象表明，刚刚走出来的中国当代中产阶层正在努力形成他们自己的文化特征。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巫志南看来，在过去的10年，中等收入阶层毫无疑问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力量，他们大量地参与到文化行业中，“未来的3-5年，才是中产阶层文化消费的爆发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才会彻底解决让他们担心的经济问题”。
以艺术品收藏为例，巫志南认为，中产阶层为近几年来繁荣的艺术品市场烘托了市场气氛，“他们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买特别昂贵的东西，但是在整个艺术品市场，他们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在过去的一两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推出了很多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慈善活动，比如买一张演出票就可以向慈善基金会捐出一部分善款；还有各种类型的慈善晚宴和慈善品酒会，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中等收入阶层参与到慈善活动中。
慈善基金会推出的“结对助学”项目这两年来都能接受到超过300万的善款，这些善款大多来自高级白领和职员。尽管如此，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马仲器还是觉得“没有形成氛围。”
他对一对夫妇印象深刻，丈夫是证券公司高管，妻子是银行高级职员。这个标准的中产家庭经常带着孩子参与慈善基金会举行的各类活动，像这样的家庭并不多。
相比西方中产阶层将慈善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上海中产阶层的慈善意识还比较弱。但慈善基金会并不愿意放弃这个庞大的劝募团体，马仲器表示，“慈善基金会会尽力开拓符合中等收入阶层胃口的慈善活动，吸引他们积极参加。”
英国有句老话："一夜之间可以造就一个百万富翁，但培养一个贵族却需要三代人的努力。"
李成梁反对将“中产”这个提法贵族化。“只有当中产成为相当规模的群体可以达到的目标时，中产对社会的稳定作用才回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