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

　　不久前，在北京大学和智慧树联合举办的讲座上，敦煌研究院第四任院长王旭东坦陈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工科男转变成一名敦煌艺术保护学者的心路历程。他说：“当我24年前来到敦煌时，对敦煌一无所知。现在，我所有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敦煌艺术，让我们后世的人也有机会感受到人类文化的瑰宝，通过敦煌艺术和古人交流。”以下为讲座内容精编。

　　最初在我眼中，那些泥塑只是土

　　我出生在甘肃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

　　童年时，我的愿望是当水利工程师，改变家乡缺水的状况。因此我的大学报考志愿几乎都和水利工程有关，最终被兰州大学地质工程专业录取。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没有网络与电视，多的是各类开放的人文社科学术讲座，这为我们潜移默化地种下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尊重和渴望。我毕业当了一年水利工程师后，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把我带到了敦煌。

　　敦煌，这个沙漠、戈壁、高山环抱中的绿洲非常荒凉，但是我来到这里后，却被深深地打动了。莫高窟静静地坐落在鸣沙山和三危山之间，一片静谧。也许正是这个环境才适合佛教艺术和佛教信仰持续下去，也正是信仰与自然力量的融合创造了莫高窟。

　　敦煌研究院至今已有71年历史，有好几代人在这个地方奉献、研究。我来到研究院时敦煌恰好有一个课题，兰州大学的老师和我们一起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崖体稳定性，以及洞窟壁防病害。我有幸拿着钥匙在492个洞窟里一个个地观察。

　　那时的我，对艺术一窍不通，完全看不懂那些佛教壁画。在我这个工科生眼中，那些泥塑和壁画往往只是土，只是矿物。

　　身处敦煌，我开始慢慢受到熏陶。我了解到不同时代的彩塑、壁画，其风格以及技法都不一样。而且，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它们表现的思想也不同。

　　比如254号窟是北魏的一个洞窟。里面画了一幅佛教故事中“舍身饲虎”的故事——王子出游，看到老虎饿得奄奄一息，自己跳下崖去舍身喂虎。

　　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幅画呢？因为南北朝时期社会非常动荡，而佛教中的牺牲、众生平等的精神，就通过这幅画展示给百姓，这成为一种精神安慰，能够缓解大众的痛苦。

　　正是敦煌壁画，把现实的东西与我们的精神向往和佛教典故结合起来，成为每一个时代的人心中的慰藉。

　　第一次修壁画，手抖得根本无法下手

　　在这里，你会看到人生百态，古今都是相同的。

　　比如壁画上会画供养人，因为我们所有的洞窟都是供养人开凿的。早期的壁画中，供养人画得非常小，有的只有0.18米高；但五代以后，供养人往往在壁画上非常高大，和真人一样高，佛却已经变得比他们小了。

　　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逐渐膨胀，神就会变得渺小。当你心中没有敬畏的时候，你一定感觉自己是高大的。当你有敬畏之心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同样，只有那些深知敦煌艺术价值的人才会以难以想象的精神去保护敦煌。

　　我是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任院长，前面第一任、第二任院长都是艺术家，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是考古学家。

　　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从法国留学回国，1943年来到莫高窟。1944年1月1日，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个伟大的艺术遗产。常书鸿四处奔走，为保护敦煌艺术竭尽全力。虽然他们的有些行为在我们今天来看，可能非常幼稚可笑，但是那些艺术家、历史学家们的精神力量，绝非我们可以想象。

　　比如，莫高窟受风沙侵袭非常严重，一到冬天风沙就会刮到洞窟里去。那些艺术家们对此怎么办？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在戈壁滩上挖了一条沟，就是在敦煌的洞窟顶上挖沟。这样，沙子吹过来就掉到沟里，而不会到洞窟里来。但是往往一场大风就把沟填满了。为了这些沙子，艺术家们后来又建了一个沙墙，把沙子挡住，没想到几场大风又把沙子从上面吹下来。

　　随后，他们还想过办法，在窟顶的沙子下面挖一个洞，然后用布袋把那些沙子集中起来，再慢慢漏下，这样就不会漫天飞沙了。

　　虽然这些办法都没有解决问题，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精神，让人感动！只有那些深深了解敦煌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人，才能这样做到。

　　我也是来到敦煌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知识如此浅薄。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修壁画时，手颤抖得根本无法下手。尽管我对壁画内容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它们非常珍贵。

　　当我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所所长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不是专门搞修复的人，不能轻易去做修复工作。因为这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并非谁都可以做。

　　我想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永远都不嫌多不嫌过，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最宝贵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