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在9日的全国政协新闻记者会上表示，根治“号贩子”，采取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等限制举措是不可行的。

　　自1月25日一东北女子怒斥北京某医院外猖獗号贩子一事以来，围绕如何“诊脉”号贩子，社会各界纷纷开出不同药方：有网友的激烈言辞，也有专家的建议，还有地方政府部门的果断措施。这些“民主的细节”，不仅显示中国社会的宽容和开放程度，也清晰勾勒出公共决策由民意表达走向制度建设的一个微观案例。

　　政协委员“支招”政府部门

　　【地方卫生部门：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

　　2月18日，北京市医管局发布挂号新政：年底前22家市属三级医院将取消现场挂号，全部推行“非急诊全面预约”就诊模式。

　　此次挂号制度改革取消了医生的个人手工加号条，这一途径一度疑似被部分号贩子利用。今后，医院信息系统将统一管理加号权限和数量。一些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号甚至不再对外挂号。

　　【政协委员：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不可行！】

　　黄洁夫认为，“对于号贩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是必须的。但是，采取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等限制举措大可商榷。这是想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杜绝这个事情，大多数政协委员觉得是不可行的。”

　　黄洁夫用“切蛋糕”的比喻形象地描述“根治号贩子”的建议：“政府要管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证社会公平公正，但是多元性的、高端的服务要开放市场，要让社会资本进入社会办医，让民营医院甚至外资进入到市场里来，把这块蛋糕做大，而不是这一块小蛋糕用计划经济思维来分配。”

　　【记者点评】

　　政协委员“支招”有关部门，看似不平常之举，其实是我国民主政治生活的正常场景，它是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发挥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

　　群众“吐槽”催生两会提案议案

　　【根治号贩子成为两会提案议案的热点】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提案中建议，号贩子应入刑。他认为，号贩子买卖医院号源的性质是非法交易，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但号贩子尚未入刑，“而号贩子是在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在刑法修订之前，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在提案中认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贾爱芹建议，放开挂号定价权，通过价格的调配来让优质资源能够最大化利用。公立医院目前的挂号费价格并不符合医生本身付出的劳动与智慧。

　　【记者点评】

　　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关于根治号贩子的议案提案，是比较典型的民意吸纳和表达。通过这些议案提案，人民群众的呼声乃至“槽”点、痛点，在决策酝酿过程中得到传达和体现，并发挥应有作用。这是我国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部分。

　　多元舆论场推进公共决策

　　【多种声音并存 形成多元舆论场】

　　如何根治号贩子，全社会目前还未达成完全一致意见，多种声音并存，形成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多元舆论场：

　　情绪化表达——网友“深寒”认为，“这里面有利益链，医生、号贩子、保安、挂号窗口工作人员之间有着难以厘清的利益关系，必须严查。”

　　理性分析——供需失衡是号贩子猖獗主因，分级诊疗是根本出路。一些网友、专家认为，基层医院人才匮乏，一些医生误诊把小病耽误成了大病，甚至要命的病。实名预约制、分级诊疗是靠谱的方法，避免小病找“名医”，杀鸡用牛刀，浪费资源。

　　行政措施——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采取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等行政措施，引起较大争议。

　　【记者点评】

　　如何根治号贩子，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最终解决方案的孕育过程中，官方和民间多种声音互为补充，互相启发，相得益彰，共同推动公共决策逐渐走向成熟。(采写记者：刘大江 宋玉萌 潘旭 陈弘毅 韩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