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太原3月3日电 (范丽芳)七旬老人高某因脑干出血被送至山西一家医院，入院一周后不幸去世。但家属认为院方存在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遂召集几十人围堵医院。双方争执不下，在医院建议下，由独立的第三方医疗调解机构介入调解。历时半年，3月3日，医患双方终于就事件结论达成一致。

　　医疗调解机构在沟通中得知，患者在ICU治疗期间，家属通过窗户发现老人嘴唇干裂，认为老人可能缺水，遂询问护士能否给老人喂点水。护士自述没有时间，且态度欠佳。

　　调解员向多位专家咨询后得知，对于上呼吸机的患者，嘴唇干裂并非与缺水有关，相反病人每日的输液量与其身体皮肤蒸发量、呼吸蒸发量、尿量相关，病人是不会缺水的，病人张口呼吸加之其机体抵抗力低，很可能念球菌感染，嘴唇自然脱皮干裂。

　　经过调解，死者的家属终于明白其中原委，遂撤走了围堵医院的亲属，也收回了要求巨额赔偿的无理要求。最终，历时半年，3月3日，医患双方终于就事件结论达成一致。

　　在中国，运用第三方医疗调解机构介入调解医疗纠纷并非以上个例。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7.1万起医疗纠纷皆通过上述途径调解，且成功率达85%，中国探索医患纠纷第三方平台调处效果显现。

　　在中国内陆，频繁见诸报端的医疗纠纷正在引发医患间的信任危机，这一曾被誉为“白衣天使”的职业，其社会地位大不如前，拉横幅、摆花圈、设灵堂、封门堵路、持刀伤医，患者家属针对医院的过激行为愈演愈烈，为病人服务之余，医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

　　有专家分析称，由于司法程序漫长，大多数医疗纠纷采用非诉讼方式进行，而在第三方调解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患者多采用极端方式寻求解决；面对患方的不合理要求，医院多采取“花钱买平安”的做法，进而造成“大闹多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羊群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称，2002年到2012年，中国医疗纠纷案件在10年间增长了10倍，发生于哈尔滨、浙江的患者杀医案件一度让医患关系跌至冰点。“医患关系恶化已严重影响到诊疗行为。”山西省一位王姓妇科医生坦承，为了不“惹事”，医生畏首畏尾，能保守治疗就不愿“冒险”。

　　2006年，山西省医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主要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从此开启了运用第三方医疗调解机构介入调解医疗纠纷的工作机制。

　　据介绍，近年，山西省医调委开始进行医院投诉管理第三方援助体系建设，这项工作将人民调解进医院、手术知情同意第三方见证和医疗质量安全反馈管控等内容相结合，形成接访、调解、防范、改进、监管相结合、渠道畅通的医患矛盾化解、防范模式。

　　“山西模式”引起业内关注。从2010年始，中国多地开始尝试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即由法律、医学专家及人民调解员组成专家团队，免费接受民众咨询，并受理、调解医疗纠纷。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也逐渐被各地效仿，这个属于民间组织的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构也纷纷成立。

　　据媒体报道，2014年江西省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化解医患纠纷，成为中国首个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性医疗纠纷处理法规；此间，河南、广州、天津、江西等地的人民调解队伍纷纷成立。

　　国家卫生计生委最新数据显示，与2014年相比，2015年总的诊疗人次增加了将近3亿人次，但医疗纠纷数量持续下降，人民调解已成为医疗纠纷处理的一个主渠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