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网3月2日发表该国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撰写的题为《亚洲为何没有“特朗普”或“桑德斯”》的文章。文章说，特朗普和桑德斯在美国政坛崛起，让世界震惊。美国给世人的形象，一直是个政治可预测和稳定的国家。极端主义或边缘运动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现，占据美国政界的却一般是明智的中间派人士如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克林顿。让人惊讶的是，前者已经退出美国总统选举，后者的前景也不明朗。

　　到底怎么了？这只是另一个短暂的政治现象？还是反映了美国政治的结构性转变？把这个情况和亚洲做个比较，或者可以凸显一些影响政治走向的结构性课题。简单的说，悲观的政治为边缘政客的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法国国民阵线党魁马琳·勒庞的崛起也是如此。向来主导美国政治的乐观政治情绪已经转移到亚洲，其结果是亚洲明智的中间派人士纷纷在选举中胜出，比如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2014年7月）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5年9月）。

　　为什么亚洲社会会转向中间政治，美国和欧洲部分地方却走向边缘呢？简单地说，期待有更好未来的社会，选择把命运交给可以托付的人如莫迪、佐科和李显龙；对未来感到恐惧的人，却把希望寄托在边缘人士身上。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崛起清楚地显示，美国人对他们政治体系失去了信心。理论上，美国人有一个由人民选出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事实上，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是为特别利益团体而不是普罗大众服务的。美国政策被利益团体骑劫的观点，在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强化。美国银行家几乎摧毁了美国经济，但锒铛入狱的大银行家只有1个。当桑德斯表示：“美联储并不监管华尔街，而是被华尔街监管，这是让人遗憾的事实。我们必须让银行为经济生产和所有美国人服务，而不是一小撮富有的投机者”时，可以说是很好地反映了美国人的愤怒。他指出：“如果国会没有办法管制华尔街，那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把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拆开，让它们再也不能摧毁美国人的工作、家庭和毕生储蓄。”

　　不平等性和长期失业让情况雪上加霜。桑德斯还表示，美国顶尖0.1%富人拥有的财富，是底层90%人口拥有的财富的总和。没有几个白人中等收入家庭相信，自己的孩子会有比他们更美好的未来。结果，还在加剧的普遍愤怒情绪引发了极端政治。

　　相比之下，好些亚洲社会（不是全部）都对民粹主义敬而远之，采取了经济上必要但不讨好的措施。莫迪果断地取消了缴税收入超过1万4600美元的消费者的燃油津贴。佐科也同样废除燃油津贴，仅保留为柴油提供的0.07美元少量津贴。李显龙诚然遵照其父李光耀的教诲，不实行国家财政预算不能承担的津贴。就连面对政治困境的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也推行了让许多人怨声载道的消费税。

　　这些不讨人喜欢的政策无可避免的引起一些不满。但这些领导人都没有改弦易辙。他们坚持“正确”的措施，因为这可以确保更美好的未来。

　　许多亚洲领导人受到李光耀的启发。李光耀曾说：“我一直设法做得正确，但不是政治正确”。他相信应该让人民明白一些“硬道理”，而不是采取权宜之计。

　　在美国和欧洲目前悲观情绪笼罩的政治环境，说实话的从政者会被选民惩罚。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除了人道主义原因，对老龄化的德国来说，叙利亚难民也是一种人口红利。然而，她却因此受到惩罚。

　　更让人吃惊的是，向来明智的瑞士人可能公投修宪，把犯下谋杀罪或在10年内犯下两项轻罪（如超速驾驶）的外籍人士驱逐出境。把外籍人士描绘成害群之马的政治海报也出现了。

　　西方的民粹主义可以被消除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媒体一面倒的负面报道，必须有正面报道的平衡。一般西方人相信，世界正脱离正确轨道，而媒体也只是如此报道。但客观来说，情况并没有这么糟。长期来看，军事冲突呈减少趋势。贫穷率也下降。中产阶级在世界各地出现，新兴市场也冒起。度过目前的衰退，未来会更好。简而言之，有了适当的领导人，西方国家也可以和其他国家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