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手里拿的，就是所谓的“逮捕命令”

　　老朱（化名）50多岁的年纪，山东人，菜贩，在北京房山卖了近三十年的蔬菜。去年12月，他被电信诈骗骗走了276万元，辛苦攒下的血汗钱没了，还有200万是借朋友的。原本想再干两年就退休的老朱，不得不再打起精神继续拼命干活。回头看老朱被骗的故事，虽不见血腥，却让人步步心惊。

　　噩梦开始

　　一张检察院的传真

　　在记者接触的几位电信诈骗受害人中，绝大多数都拒绝了采访要求。一位被骗110多万的老人，整日闷在家里，精神极度抑郁，让人非常同情和担心。

　　老朱是山东人，性格实在，只有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唉，我就是个老实人！”在和记者的聊天中，老朱不止一次这样描述自己，语带埋怨。上世纪80年代末，20多岁的老朱只身一人，从老家来到北京打工。

　　老朱只有初中文化，初到北京的他在一家食品加工厂工作，一个月80块钱。干了一年多，老朱觉得给别人干活不挣钱，于是就用自己的一点点积蓄，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开始卖菜。

　　结婚后，妻子顾菜摊，老朱负责批发蔬菜，给餐馆送菜。“那时候也没有车，全凭小三轮，早上3点就得起床去大钟寺拉菜，去得早可以挑好的货。”夫妻俩这一干就是近三十年。

　　直到后十年，老朱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有了点家底。去年他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准备给大学刚毕业的儿子结婚用。

　　“我准备再干两年就休息了，太累了。”老朱叹了口气，双手搓了搓脸，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这张传真的最上面写着：天津市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逮捕命令。

　　这是老朱噩梦的开始。

　　“警官”指令

　　不要挂电话 去开房

　　去年12月27日上午，老朱接到“电信局”的电话称，他涉嫌“王超跨国毒品非法洗钱案”。还没等老朱反应过来，对方就把电话转到了“天津市西青公安局”。

　　一位“陈警官”问老朱是否认识王超，老朱自然否认，称自己在市场做生意，不贩毒。对方听罢称，因为王超使用了老朱的银行账号洗钱，现在检察院不但要逮捕老朱，还要冻结其银行账户。

　　事情发展到这，如果是一个平时看新闻的人，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但对于起早贪黑干活的老朱来说，他平时根本没时间去接触此类信息。

　　“当时一听我心里就慌了，这辈子哪遇过这种事情。”说到这些，老朱激动得有些结巴，“我那时候太傻了，为什么没有给天津公安局打个电话问问！”

　　对方看人下菜碟，感受到老朱慌张的情绪之后，“陈警官”告诉老朱这事敏感，一定不能挂电话，并让他找个人少的地方收传真。

　　收到传真后，对方要求老朱先不要看，让他回家取了银行卡、手机充电器，去宾馆开房。老朱全部照办。

　　来到宾馆，打开传真，老朱惊住了：传真上面有自己的照片和准确的姓名、身份证号和籍贯信息，上面还写着“擅自泄密和通风报信将直接逮捕”。

　　女“检察官”出场

　　不抓你可以 先交保释金

　　怕老朱不信，“陈警官”告诉老朱可以拨打114，查询天津市西青公安局电话。老朱查到号码后回拨，果然是“陈警官”接了电话。

　　“陈警官”告诉老朱，一会儿他把电话转到检察院“高晓琪检察官”那里，让老朱极力向“高检察官”求情，不要逮捕自己。

　　“高检察官”是名女子，她先是断然拒绝，之后“陈警官”帮老朱说情，最后“高检察官”同意不抓人，但前提是老朱先交23.7万元的保释金。

　　因为刚买了房子，老朱手里只有不到5万元，其中还包括2万的货款。诚实的老朱将此情况如实相告，对方让老朱“看着办”。到此时，老朱的电话已经连续通话了4个多小时。

　　三天之后，老朱向朋友借钱才凑够了23.7万元。

　　汇完钱的当天，“陈警官”来电称，这笔钱存入了“北京金融监督管理局”，以后案情查实还会归还给老朱。

　　老朱再次按照指示，拨打114查询了这个单位的电话号码，输入“陈警官”给的案号和密码后，老朱查询到这个案号下确有23.7万元。

　　老朱稍微心安了一些，他以为很快过去，也就没向妻子说这事。但这仅是老朱被骗的第一笔钱。

　　男“检察官”语气严厉

　　她替你交了钱被抓 你要保她

　　两天后，“高检察官”告知老朱，“王超的弟弟抓到了，他供述是你主动给王超提供账户洗钱的。”老朱必须缴纳59.5万元的保证金，不然将直接逮捕其审讯。

　　再次被吓住的老朱编了个理由，向朋友借了36万元，加上自己催要回来的货款4万元，一共40万准备交给“高检察官”。

　　还差19.5万怎么办呢？此时，一个设计好的圈套，正紧紧勒住老朱的脖子。

　　电话中，“高检察官”语气温柔，对老朱的遭遇充满同情，最后她告诉老朱“别急，差的钱我想办法给你垫上”。

　　老朱听毕，感激涕零。“当时觉得自己遇上好人了。”和记者交流过程中，老朱一直低着头，双手紧紧握着拳头，“唉，我太实在了。”

　　三天后，“陈警官”找到老朱，称一个姓胡的检察官有急事找他。电话被转到“胡检察官”那里。

　　对方语气严厉，称“高检察官”因为替嫌疑人垫钱，已经被抓，之前交的钱不算数，不但要再交59.5万，还需要交罚款9万。

　　“人家因为帮了咱们被抓，我过意不去，心想一定别连累‘高检察官’。”老朱说，他不得不再去向朋友借钱，“都是好哥们，都痛快地借给我了。”

　　不到半个月，老朱已经被骗100多万了。

　　“法院院长”压轴

　　再交最后一笔钱

　　这场骗局中，警察、检察官都已亮相，法官“陈院长”最后登场，他是“高检察官案”的审理人员。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公检法”又让老朱缴纳保释“高检察官”的保释金27.5万、提前开庭的费用28.8万、销案费用28.8万和这些钱的托管费37.5万。

　　老朱自己哪有这么多钱，除了继续向朋友借钱，他把自家房子卖了、把轿车卖了，把给妻儿和自己投的商业保险中的钱取了，还不够，他还借了高利贷30万元。

　　“那段时间，心里极度痛苦，我每晚都愁得哭。”纸没包住火，老朱的事情被妻子发现。妻子劝他报警，老朱非但没听，还和妻子大吵一架。“他们警告过我，这事一旦被别人知道就会连累妻儿，甚至是借钱的朋友。”

　　陷入被骗漩涡的老朱，像一只被风暴抛起的小船，除了恐惧，他没有了思考的能力。对方何时才能收手呢？

　　2016年1月24日，对方让老朱交完最后一笔37.5万元的托管费之后，承诺当天下午5点前便可以将之前所有的钱悉数归还。

　　老朱等到银行下班也没等来这笔钱，再打电话过去，“陈警官、高检察官、陈院长”等人都已关机。

　　“唉！那时我才意识到我被骗了！”

　　劫难后的老朱

　　先干活把朋友钱还了

　　1月25日早上，老朱将电话打到了正牌的天津市检察院，对方告知其极有可能被骗了。老朱这才报了警。

　　“经过我们的侦查，老朱被骗的钱分四个银行流向了台湾，老朱接到的电话都是从马来西亚打来的。”负责此案的房山公安局现案组副队长王玉安告诉记者，老朱报案时间太晚了，“虽然我们仍在侦破，但是钱款被追回的希望很渺茫。”

　　“早报警就好了。”老朱万分后悔，事发后儿子也埋怨他不早报警。

　　原本想再干两年就退休的老朱，不得不再打起精神继续拼命干活。“我被骗的这276万中，有200万是借朋友的，他们有的还不知道我被骗，他们的钱总得先还了啊。”

　　“手里没钱，今年过年都没回家，也没敢和老家的父母说这事。”遭此劫难之后的老朱精神几度崩溃，甚至有轻生的想法。他的右眼因为压力大，视力变差，一说话眼皮就抽搐，最后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民警在侦破案件中，也不断安慰老朱，让他挺住。“虽说老朱干的活辛苦，但正是繁重的劳作，让他没太多时间去考虑这事。”王玉安说，“冒充公检法的电信诈骗并不是新近才出现，但像老朱这样的老百姓，怎么让他们接触到反电信诈骗的宣传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