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这位教育界人士提出论据证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再也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在接待难民方面成为欧盟的“好学生”。

　　我们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我们北欧国家里，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信条就是边境不存在。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开放大门，任何人对此有疑问都有可能被视为排外。排在“有德行”榜首的国家是瑞典，属于欧洲人均接纳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人口不足1000万，2015年申请避难者约为16.3万人。自2013年以来，所有来自叙利亚的人都自动得到了北欧国家的长期居留许可。为了对这样做具有怎样的人口影响有个全面的看法，需要考虑家庭团聚(准许每个庇护者大约为2.5人)的结果以及第一代人的高生育率。拥有大约500万人口的挪威，如今移民或移民后代的人数差不多为100万。至于我自己的国家荷兰，它今天的移民总数为350万人，几乎占人口的20%。

　　人们现在已从这一完全开放的规定转为反对的姿态。各种民调显示，在法国遭遇和科隆发生性侵事件引发强烈不安之后，民粹主义党派大受追捧。挪威、瑞典和丹麦关闭了边境。通过音乐椅游戏规则，大批难民涌向那些还在接收他们的国家。北非和中东可能至少还有300万人准备将在气候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横渡过来。因此，我们将看到普世价值和地方主义的两种观点更加严重地对抗，在舆论中引发更多的不信任。

　　为了摆脱僵局，必须考虑两个依然过于不受重视、甚至被掩盖了的因素。

　　一方面，临时庇护和长期居留许可之间的区别。向一个绝望的邻居提供临时援助，同时付出必要的努力争取其房屋可以重新居住和将自己的部分房屋提供给邻居住，将其留在家里，并希望能够共同编织出新的社会关系，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百万弗拉芒人在荷兰寻得庇护。1919年，几乎所有人都重新返回他们之前离开的城市安特卫普、布鲁日和根特。这种区别在国际法上是得到承认的。欧洲为什么不采纳呢？来的人可预期最多5年的保护。我们因此要加倍努力争取这些人可以在2020年以前在自己原来的国家或地区重新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为什么人们对此从不谈论呢？

　　另一方面，遭遇困境的人不一定是跟我们有着相同的想法和价值观的人。欧洲错误地假设，全世界所有受害者都是朋友，或许是因为我们从基督教出发，认为遭受过屈辱的人也经历过内心的净化。现实则截然不同。鲜少有人考虑这样的问题，即搞清楚我们确实希望把谁当成新同胞而不是当成临时难民。我们将更有效地把一些在想法、信仰、见解和教育水平方面和我们相似的人纳入我们的社会。

　　只有提出这两个问题，并给出可靠的答案且严格实施，我们才有可能克服目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