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面二孩”政策的提出到日前的决定印发，关于缓解女职工再生育的后顾之忧问题一直是舆情关注的焦点。

　　究竟要不要二孩，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32岁的张雨欣一直犹豫不决。一方面，她想多个孩子，家里热闹些，但每每想起6年前生育一胎时的种种遭遇，孩子出生以来的养育成本，以及隐形的职场压力，她总是徘徊不已。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像张雨欣一样的职场女性患上了“恐二症”——在想生二孩的意愿和现实条件之间纠结。而这些现实条件主要包括生育成本、养育成本以及女性的职场歧视等。

　　生育遭遇建档难

　　专家建议：可优先选择就近的综合医院产科或妇幼保健院就诊，以缓解三甲医院建档压力。现代医学手段在妇产手术的操作技术与产后护理等方面已经非常成熟，非三甲医院也可满足正常生育需求。

　　2010年3月的一天，张雨欣发现自己怀孕了，兴奋过后，她开始焦虑起来。因为北京市三甲医院妇产科资源十分紧张，多数要求须在怀孕6周左右建档。一番询问后，张雨欣发现很多医院的建档名额早已排到了两年以后，她有点急了。

　　“6周什么概念？就是你必须在知道怀孕后，第一时间办齐所有建档手续。”回忆起当时建档的过程，张雨欣至今历历在目：变更户口本身份为“已婚”，找“黄牛”挂号抽血化验证明怀孕，冒着“限行”罚款的危险去夫妻双方单位开具各种证明，去社区医院办理《母子健康档案》……

　　每一项都需要时间，卡在任何一环上，都有如期建不了档的危险。虽然顺利建档、生产，但张雨欣的烦恼并没有结束。4个月产假后，她又当上了“背奶妈妈”，躲闪在卫生间里、办公桌下，为孩子积攒口粮。

　　张雨欣6年前的经历并不是个案。在网上，早已有网友总结出“北京孕妇建档流程”、“北京20家三甲医院产科建档攻略”、“外地人在京生孩子建档所需资料攻略”等热门帖子，建档难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大医院的“拥堵”，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生孩子是一次性投入，一般家庭都想选择在最好的医院生产，于是造成三甲医院“一床难求”，而非三甲医院“产床过剩”的情况出现。

　　这一状况也得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杨慧博士的印证。杨慧介绍，多年来我国每年新生儿数量基本维持在1600万左右，就现有的医疗资源而言足够满足生育需求，“只是有限的优质资源，难以满足人们都想挤进去的欲望”。

　　据原新介绍，现代医学手段在妇产手术的操作技术与产后护理等方面已经非常成熟，在二级医院生产与在三甲医院没有太大差别，均可满足正常生育需求，“反而‘扎堆’三甲医院，不一定能获得最好的医疗环境”。

　　对此，杨慧建议孕产妇，可优先选择就近的、便利的综合医院产科或妇幼保健院就诊。从政府角度，她认为要不断提升非三甲医院的孕检技术和服务质量，这样就可以把一部分人分流，以缓和三甲医院的建档压力。

　　养育“套牢”成孩奴

　　专家建议：国家和社会应采取措施，通过发放育儿津贴，在少年宫、儿童中心等公共教育服务领域增加公共财政支付比例等形式，减少家庭支付比例，降低年轻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的成本付出，缓解其后顾之忧。

　　英语班1.2万元，围棋班8800元，游泳班8000元，绘画班8000元……张雨欣在记事本上如是记录下孩子一年内各种辅导班的花销。

　　之所以给孩子报这么多兴趣班，张雨欣告诉记者，主要是“幼儿园不教知识，只是带孩子唱唱儿歌、做做游戏。”但四五岁的年纪，正是发展孩子兴趣、学习技能的“黄金时段”。而公共的儿童中心和少年宫“经常要半夜拉着小板凳儿去排队”，根本报不上名。学校和社会公共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她只能花高价来全面培养孩子。

　　但“不教知识”的幼儿园也不是说进就能进的。相比私立幼儿园动辄三五千元的月收费，张雨欣还是选择了1500元每月的公立幼儿园。

　　谁知报名当天，幼儿园老师一连串直白的提问让她瞠目结舌：“你和孩子爸爸、爷爷、奶奶都是做什么的？你们能给幼儿园带来什么？”为了能让孩子顺利入学，无奈之下，张雨欣乖乖地交了高额赞助费。

　　不久前，细算工薪族育儿成本的网文“各大城市育儿成本排行榜”在坊间热传，“张雨欣们”不禁惊叹道，“攒多少钱才养得起小孩？”

　　优生优育的背景下，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杨慧介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培训机构，借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大行其道，很多家长害怕孩子“落伍”，产生盲目“报班”的攀比心理，极大地提升了教育成本。

　　“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老师在课堂上没有把最关键的知识点教给孩子，而是通过开课后辅导班的方式传授知识。为了得到老师‘关照’，很多家长迫于压力，只能报名让孩子上辅导班。”杨慧告诉记者，由于缺乏监管以及难于对老师进行量化考评，部分城市1个孩子1年上1门课外辅导课的费用高达2万元，“同时上好几个班，家长根本‘吃不消’。要二孩，养得起吗？”

　　对此，原新认为，国家和社会应采取措施，通过发放育儿津贴，或在少年宫、儿童中心等公共教育服务领域增加公共财政支付比例，以减少家庭支付比例，减轻年轻人在养育方面的成本付出和后顾之忧，帮助其把第二个孩子生出来、养成人。

　　期待制度设计兜底

　　专家建议：政府就生育保险进行兜底设计并承担相应责任，对雇佣女职工多的单位，给予一定补贴和奖励。适当延长生育假并增设“父母育儿假”，改变男性是“劳动者”，女性是潜在“生育者”的刻板印象，保障女职工生育权。

　　采访中，不少职场女性表示，求职时都会被问及“婚育状况”这个“必答题”。而晋升，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要二孩的话，‘咣当’半年不来，谁还敢再重用你？”如今，32岁的张雨欣是单位的骨干，正处于事业上升期。面对生孩与升职，她左右摇摆。张雨欣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日前表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会面临一些挑战，如女性就业难度加大，就业性别歧视可能加重等。

　　“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都是利弊兼有的。”在原新看来，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是对女职工的保护，保障了女职工的就业权利，且产假期间的收入对女职工和孩子都有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的确增加了企业用人成本。”

　　事实上，对于参加生育保险的用人单位，女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津贴(即产假工资)是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而没有参加生育保险的用人单位，女职工的生育津贴需用人单位承担。在杨慧看来，虽然生育保险费率从1%降至不超过0.5%，但由于该费用完全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用人单位为节省成本，不为女工缴纳生育保险费，或干脆不招女职工，甚至一旦发现女职工怀孕后会想方设法将其辞退。这种做法不但增加了家庭生育成本，而且加大了女性职业发展风险。

　　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显示，2013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3.464亿。而2014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实施情况统计报告显示，女性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只有7407万，仅为女性就业人数的21.4%。同时，杨慧介绍，由于个人身份不能参加生育险，很多灵活就业的女性，如个体工商户或者自雇人员，社保机构不单独受理其生育保险，这导致了参保率较低，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女性就业压力。

　　“五大险种中，唯独生育保险全部由用人单位缴纳，国家没有相应的财政投入，用人单位缴多少生育基金有多少。”杨慧认为，随着全面二孩放开以及生育数量的增加、生育保险统筹层次偏低，极有可能导致生育基金亏空，这需要政府就生育保险兜底并承担相应责任，并对雇佣女职工多的单位，给予一定的补贴、奖励。

　　“在调研时，我们发现很多用人单位默认男性是‘劳动者’，女性是潜在‘生育者’。”在杨慧看来，这是对“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强化和复制，导致女性就业遇到很多困难和歧视。

　　“有关人士正在建议增设‘父母育儿假’。”杨慧介绍，“如果在孩子生病或日常照料期间，爸爸妈妈都可以休‘父母育儿假’，而不是把孩子照料的负担都甩给女性，这样将有利于减少用人单位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记者 李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