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常人眼里，高校教师往往代表着学识丰富、修养高超、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然而近年来，在高校教师身上的暴力事件屡屡发生，虽然多数不为人所知，但偶尔曝光在公众前的暴力事件，也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担忧。

　　为什么本应该温文尔雅的学者教师屡屡变身暴力事件的当事人？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说：“这些年来，大学里面涉及教师的暴力事件其实不少，只是大部分不为社会所知。暴力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比较重要的是，大学教师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日渐严重的行政化管理方式以及量化考核的评价体系，往往是造成压力的主要原因。倘若压力得不到排解，时间长了就可能会爆发暴力冲突。”

　　大学老师也会打架

　　不论是语言的暴力，还是行为的暴力，近年来，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大学教师暴力事件频频出现，大学教师之间的骂战司空见惯，直接付诸行为的也不鲜见。杨阳说：“其实，大学当中，涉及教师的辱骂、殴打事件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没有传播到公众媒体当中，所以少有人知道，其实暴力事件已经很频繁了，存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特别是近五六年来，更加频发。”

　　媒体曝光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于高校校园，也止于校园。杨阳说：“能够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往往与是当事者自己公开，或者涉及知名学者等条件有关，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暴力事件不会传出校园，也就不怎么引人注目，这样的情况很多，实际上也反映着某些当前大学管理、评价体系中的问题。”

　　其实，学者打架并不新鲜，古今中外许多知名的大学者都曾有与人拳脚相加的事迹，甚至许多都成趣闻，比如民国时代的大学者黄侃、陈独秀、熊十力等，辩论不过便赤膊上阵的事迹被后来人津津乐道。

　　不过，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动粗的原因往往和前人不同，许多时候并非理念相左、思想争锋，而是利益使然。杨阳说：“大学教师之间的辱骂、殴打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许多学校都曾经发生过，其中原因，很多都是为了分房子、评职称等这些和生存有关的条件所激发的。”

　　发泄也好，试图通过非正常方式解决问题也好，生存环境的改变，高校生活的压力，使得教师们往往选择拳头和耳光，杨阳说：“高校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中的普遍存在的焦虑、压抑也影响着高校中的人们，倘若压抑太久、积累太深，也就容易变成戾气，社会如此，高校也如此。”

　　行政化和量化的管理

　　骂人也好，打人也好，当然都是错误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但探究根本，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高校中的老师们压不住火气，消不去戾气？

　　杨阳说：“教师的暴力行为频繁出现，其实反映着中国高校在管理当中，在评价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是行政化的问题，高校教育行政化严重早有共识，而去行政化一直都是我们国家高校改革的目标，前些年公布的‘高等教育发展纲要’明确表示高校要去行政化。但是事实上，纲要公布了这么多年，还有许多路要走。”

　　行政化使得高校的管理、学术的管理一直被人诟病。杨阳说：“行政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行政权力控制资源分配。行政化的特点之一，是行政规则为主导，比如职称评定，标准是行政权力掌握者制定的，过程是行政化的，具体来说，一个学院，如果院长不想让谁上升，那这个人基本上就很难再升。行政化的特点之二，是计量化的评价体系。把所有的教师当做计件工人，论文、著作、学术成果等等都变成不同分数，这里面凸显着许多不公，同时又让教师每年承受挣工分一般的压力，青年教师评职称靠这些，中年的教授也要应付考核、晋升等。每年那么多的学术论文，大量的课题项目，有多少水分？其结果不但制造了大量的学术泡沫，也让教授长期处于压力之下，时间长了，总有崩断这根弦的时候。”

　　而近年来，高校改革中频频出现教师“非升即走”的规则，常常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杨阳说：“非升即走原本是美国高校常用的制度，和他们的管理体系、评价体系相关。近年来许多学校把这个制度拿来，当作高校改革的核心，给教师造成的压力极大。原因在于，我们拿来了人家的制度，但是我们的教育环境没变，我们的行政化问题没有改善。而且一般都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年轻教师压力尤其沉重。如果仅仅是计量化的考核，那么有压力、心中有气，最多也不过是对这个管理方式的不满，但再加上行政化导致的各种不公，就会产生对某个管理者个体的不满。”

　　教师不应是

　　计件工人

　　对管理者个人的不满，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最容易演变成针对个人的暴力事件，而要减少暴力事件，却需要整个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的继续改革。

　　暴力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原因综合造成的。对此，杨阳说：“首先要改变的，可能就是管理方式了。我们国家在前十多年就已经提出以教师为本位的高校管理理念，但还应该加快改革的脚步。教师本位首先要尊重教师，按照教育和学术本身的规律去管理高校，落实教授治校，不要再把教师当做计件工人，才能培养教师的人文素养。去行政化也需要在职称评定和晋升，学术评价等方面要多体现学术权力，而不是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更应该是一个服务者，而不是干预者。当然，行政干预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公，但它非常容易给人不公的感觉，同时，倘若行政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机制，也容易产生腐败、不公等现象。”

　　行政化管理也好，量化考核也好，如果不能激励教师，反而给教师压力，无疑就说明它在高校管理中的问题。杨阳说：“倘若我们把各个高校的规章制度拿过来看，就会发现，这些大同小异的管理制度，都凸显这两个字——压力。它们的内容，大多都是怎么管理教师，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考核，达不到标准时怎么处罚等，一本厚厚的管理制度，涵盖着科研、教学等等诸多方面，但却很少有怎样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怎样去激励教师的内容。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高校教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也要衣食住行、也要柴米油盐。杨阳说：“我想，各个高校在教师的晋升、考核等制度的制定上，应该更加科学，以避免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给教师带来过于沉重的压力。”

　　知识不再和修养有关

　　暴力事件毫无疑问是不对的，而高校教师身上的暴力事件，每每能够引发人们的格外关注，其实和人们对于高校教师的想象有关。

　　杨阳说：“可能许多人对高校教师的认识，首先是知识比较多，其次是涵养比一般人更高。这样的印象不无道理，不论中外的传统，都有把知识分子看成是精神贵族的历史，因此，社会上对他们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也就顺理成章。问题在于，造就那种精神贵族的社会环境已经变了，现在的高校教师，并不能完全按照以前的观念去看待。”

　　对于中国高校知识分子来说，最显著的变化来自于近20年。杨阳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进大学的时候，高校还保留着比较浓厚的人文气息，高校的知识分子，也还保留着比较好的人文素养。当时高校中的教师当然也有压力，但主要是行政化管理方面的。现在尽管国家在推动去行政化，但效果并不特别理想。同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又多了资本的压力。可以说，当今社会的高校管理，受到行政和资本的双重影响。”

　　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被教育和学术以外的力量影响，必然使得高校的生态发生改变。杨阳说：“大学世俗化的情况值得关注，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庸俗化现象。由知识带来的人文气息越来越淡薄，知识就不能再作为衡量修养的标准，斯文扫地也就在所难免。”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