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在玩手机，而是2015年12月17日，郑州中院法官利用微信在审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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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搬上微信，你咋看 ？

　　方便当事人，提高办案效率

　　河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路阳：“微信审判”有利于案件审理的公开透明，将任何案件都置于监督的视线内。建议“微信审判”作为一个重要平台和依托，将队伍建设、科技强审、司法为民结合在一起，期待在更大范围内推开。

　　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连军：微信很好地将视频、图片、文字多种证据形式公示于法官和当事人之间，方便了沟通，这种探索值得法律专家日后对其进行法律规范，以便能更好地落实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郑州高新区法院一线法官胡向楠：这是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一项有效措施。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法官的办案效率。而且由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此种便民方式不但不会使法院的权威受损，而且会因为更接地气而增加老百姓对法院工作的认可度。

　　如此诉讼模式不会成为主流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俊民：“微信庭审”模式仅适用于简易程序民商事案件，也是一种审理方式创新。但目前主要问题是标准程序即普通程序的规范与程序法定。如此诉讼模式不会成为主流模式。

　　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余超：现代诉讼制度强调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当事人和证人在法庭上直接接触，法官亲自聆听当事人陈述辩论和证人言词作证。微信群审案虽然更方便双方当事人，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但在查明事实真相上，有天然的缺陷性。

　　郑州大学法学院讲师郑磊博士：“微信庭审”是法院在“互联网+”时代的一次试水，值得赞赏，但也有其内在诸多局限性。比如，“微信庭审”无法营造审判的现场感，不利于审判的理性与威严，也无法做到邀请证人出庭作证，只能适用于极少数争议不大的简易案件。

　　当法院牵手“互联网+”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郑州中院这些天因为开展“微信庭审”而“火了一把”。

　　这背后牵扯一项重大司法改革：2015年5月1日起，“立案登记制”正式实施。

　　郑州中院统计数据显示，立案登记制后，各类案件立案数量爆发式增长。其中，行政案件增幅最大。2014年郑州中院一、二审行政诉讼案件为979件，而2015年已达1790件，同比增长83%。

　　立案登记制后，“立案难”问题得到很大程度解决；但随之而来的，是案件快速增长与审判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其中，郑州高新区法院一线法官2015年人均新收案件高达324.9件，位列全省第一，一个法官最多收案1040件。

　　一方面，案件数量快速增长，人民群众对于办案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案件的复杂性和难度也在不断增加，“案多人少”的现实让提高审判效率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郑州市中院“瞄”上了“互联网+”。“在信息化时代，法院同样要有‘互联网+’思维，法院干部也必须走出单向灌输、低头办案的传统工作模式。”郑州中院新闻发言人郭晓堃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微信审判”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其初衷是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同时，让法官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审理重大复杂的案件，提高审判质量。

　　“我院行政诉讼案件成倍增长，审判力量无法及时补充到位，案多人少的现象非常严重。以前光开庭、判卷、提交证据材料，就要给当事人打十几通电话，相当繁琐，大量的时间都用在证据交换、庭审询问等环节。现在通过微信办案群工作，审判效率大大提高了。”微信庭审主审法官魏丽平说。

　　魏丽平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对于一个案件，主审法官会主动跟当事人联系，建立案件专属微信群，将所有相关人拉入群中。此外，包括媒体记者及有意愿参加旁听的群众，经法官审核后都可入群，但仅可旁观，没有发言权。

　　虽然看起来是在“聊天”，但每一次发言都带着法律印迹。当事人只要同意以微信的方式进行诉讼活动，所有发言视同传统庭审模式一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司法为民能否落到实处，立案只是第一步，最终还要靠办案质量和效率说话。比如，人民群众能否在办案过程中感受到公平公正，能否感受到省时省力省心，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郭晓堃说，从微信庭审最终的效果看，诉讼双方当事人都是满意的。

　　郭晓堃介绍，郑州中院拟搭建微信审判平台，实现身份实名认证、数据导出、隐私安全保护等功能，使微信审判更加规范有序。

　　除了在一些简单的程序性案件上积极探索微信办案的模式外，郑州中院也在深入推行庭审官方网站视频直播、庭审官方微博视频直播等“互联网+”庭审模式，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标准化”、“全域通”诉讼服务。

　　(本组稿件采写：本报记者余嘉熙 冯国鑫 通讯员薛永松；本组制图：吴凡 策划：雨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