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曾爱云在湘潭市中院参加申请国家赔偿的听证会本版供图/钟致远律师

　　湘潭大学情杀案嫌犯曾爱云 关押12年后被无罪释放将得到127万元国家赔偿 他希望——拿国家赔偿后尽快成家

　　昨天，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因“湘潭大学情杀案”在看守所里关了12年的曾爱云给予国家赔偿127万元。

　　12年，是曾爱云从26岁的青年步入38岁接近不惑之年的时间，也是他从踌躇满志的研究生到看守所死囚的时间。当年照片上梳着中分、神采奕奕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神情恍惚、身材发福的中年单身汉。

　　今年7月21日，曾爱云被无罪释放，这是他漫长牢狱生涯的结束，也是他艰难重新融入社会的开始。因为被释放的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曾爱云时常感到很大的压力，觉得“没有真正还自己清白”，也被人嘲讽是“因为有关系才被放出来”。

　　曾经是四个院系学生会主席的曾爱云，被无罪释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抗拒和别人接触，他不服当年不如自己的同学现在都比自己强。他拒绝了企业的工作邀请，怕自己长期与社会脱节，无法适应工作反而欠下人情。

　　“国家赔偿下来后，我想尽快成个家。”曾爱云对《法制晚报》记者说，他感觉人生就像回到了起点，现在做什么事儿都缺少信心。他想一切都快点过去，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案发经过 因感情问题谈判 情敌三小时后身亡

　　曾爱云再次回到母校湘潭大学已经是12年后。刚出狱一个星期的他，回去办身份证的事。“那本应是我最值得怀念的一个地方，但现在它也是我最伤心的地方。”曾爱云说。几个月前他拒绝了可以回湘潭大学继续读研究生的邀请。他感到很无奈，毕竟自己已经38岁了，生活的压力让他无法再回到象牙塔安心读书。

　　2003年9月，曾爱云考上了湘潭大学的研究生，他想不到自己的读研生活只过了57天便戛然而止。开学一个月，他在一次选导师会上遇到了同班同学李霞，两人很快互生情愫。此时，李霞正与相恋多年的周玉衡闹分手。

　　2003年10月27日，周玉衡打电话给李霞，告诉她曾爱云的生活作风有问题。曾爱云给周玉衡打电话解释，周玉衡说自己因为李霞离开精神趋于崩溃，不能没有李霞。曾爱云表示，自己愿意将李霞还给周玉衡。

　　后来法院判决书显示，当晚8点左右，三人约在图书馆见面谈判。见面时，周玉衡是被同班同学陈华章搀扶着下来的。此前，陈华章早已将事先备好的安定药片捣碎溶解，投放在周玉衡的茶杯中。

　　曾爱云还以为周玉衡的异常是“精神崩溃”的表现，他把李霞的手放到了周玉衡的手上，示意他们和好，自己随即转身离去。没想到，李霞最后还是跟了上来，周玉衡也在陈华章的搀扶下回到宿舍。当晚11点40分许，周玉衡的尸体在工科楼下被发现。

　　判决变化 几次被判死刑 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从晚上8点多见面到周玉衡身亡，这三个多小时发生了什么，是一个12年都没有答案的问题。案发后，陈华章称目睹曾爱云杀人。但警方同时调查得出，因周玉衡受到导师器重，陈华章对周玉衡心怀嫉妒，也存在杀人动机。警方认定曾爱云、陈华章有杀害周玉衡的重大嫌疑。

　　在案发的前一天，曾爱云还在忙着勤工俭学。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的他在日常的学习之外，还要去工地打工、去湘潭市高级技术学校当兼职老师以维持日常开支。那时，曾爱云的学习成绩很好、个人能力很强，是湘潭大学四个院系的学生会主席，他对未来野心勃勃。但他的一切希望都在2003年10月27日之后烟消云散。

　　2004年9月，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曾爱云死刑、陈华章无期徒刑，紧跟着而来的是漫长的牢狱生涯。刚进看守所时，曾爱云并不习惯和里面的人打交道。当时他也在给相关部门写信，“我在这里呆多久、哪怕死在里面都没关系。但是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清白。”但是，他没有收到答复。

　　12年间，“希望”这个词一直在曾爱云身边时隐时现，他的心情随着每一次判决结果而起伏波动。2005年12月、2010年6月，湘潭市中院分别再次判处曾爱云死刑、陈华章无期徒刑。

　　几次维持原判的结果出来后，曾爱云曾几度在看守所里尝试自杀，但是都没有成功。随着精神打击而来的，是身体防线的全面崩溃。曾爱云回忆说，看守所的温度只要稍微冷一点，自己浑身就开始哆嗦。那几年，他吃遍了看守所里包括感康、白加黑等所有感冒药，一个星期打三次点滴，就是不见好。“我第一次感觉要死在那里了。”曾爱云说。

　　后来，他在看守所的电视里了解到赵作海、张氏叔侄等蒙冤案件相继被平反，曾爱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他在监狱里开始坚持锻炼，身体开始慢慢恢复。终于，他等到了这一天。在看守所的第4382天——2015年7月21日，曾爱云被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罪释放。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曾爱云的辩护律师钟致远对《法制晚报》记者表示，在曾爱云被拘留、审判、判刑过程中，报纸、电视等媒体多次以“湘潭大学研究生勒杀同门案”、“马加爵第二”等进行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对其名誉权造成了影响。

　　昨天，曾爱云和钟致远在去领取国家赔偿文书的时候，向湘潭中级人民法院建议，希望法院能在报纸上发一个公告，向曾爱云赔礼道歉，法院方面表示会考虑钟致远的建议。

　　释放回家 母亲做拿手菜 他吃不出从前味道

　　从湘潭市回到曾爱云的老家邵东县野鸡坪镇，坐汽车也就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曾爱云却走了12年。

　　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老家，曾爱云一路上发现家乡的面貌早已变得难以辨认。老母亲早早就等在门口，不住地抹着眼泪。曾爱云看到比以前更加瘦弱的母亲，鼻子一阵发酸。穿越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小路，曾爱云搀扶着母亲赵春秀从家门口走进了屋内。

　　曾爱云是早年间唯一一个从野鸡坪镇走出来的研究生，他是全村的骄傲。进了看守所之后，村子里开始有一些风言风语，也有好多人因为曾爱云“杀人”的事开始疏远他们家。

　　母亲赵春秀因此受了很大打击，早年因骨髓炎手术落下残疾的她开始失眠和失忆，需要靠药物来维持睡眠，有的时候吃了药也不管用。想起曾爱云，赵春秀夜里睡不着就开始哭，枕头哭湿了一面就换另一面。

　　回家当天，赵春秀给曾爱云做了他以前最爱吃的家常豆腐，但是他却再也吃不出以前的味道。“妈妈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放盐不知道分量了。”曾爱云说，现在一吃到这个菜自己就觉得心里难受。

　　曾爱云回到家，看到被母亲包得严严实实已经放坏的鸡蛋，心里一颤。赵春秀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消息，以为曾爱云2014年就能回去。她有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家里养的鸡，赵春秀也舍不得杀，想留给儿子回来吃。

　　回家之后， 曾爱云每当外出的时候，必须隔一天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曾爱云说，如果不给母亲打电话她心里就很不好受。这么多年，再也见不到儿子的恐惧深深地烙刻在赵春秀的心里，只要能听到儿子的声音，哪怕只有一句，她心里也会安心一些。

　　流言困扰 因“证据不足”理由 被传找关系脱罪

　　回到家近半年的时间，有神经性头痛的曾爱云经常会想起在看守所的生活而难受得睡不着觉。因为看守所里空气不好留下的鼻炎、咽喉炎等病症时刻折磨着他。

　　因为曾爱云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被释放的，他回家之后除了身体上的折磨之外，也经常被一些风言风语所困扰。一天，有个熟人去湘潭大学办事，无意中提到曾爱云的事情，对方略带嘲讽地说，“应该是两个人干的吧，我觉得这个事判小了。我看曾爱云托人找关系才放出来的吧？”这些话传到曾爱云耳朵里，他心里五味杂陈。

　　曾爱云觉得，毕竟现在的判决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是“认定被告人无罪”。他觉得还是没有彻底还自己清白，因此“现在做什么都没有信心，压力很大。”如今，曾经念到研究生的曾爱云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了。只有在一瞬间，他偶尔讲起关于机械、自动化、远程控制这些专业词汇的时候，才让人想起他的研究生身份。

　　适应社会

　　找人教网购车票

　　学习用智能手机

　　被偷走的那12年，时代的洪流滚滚而去，曾爱云被抛在后面、形单影只。

　　从湘潭、株洲、长沙、怀化，再到广州、东莞、重庆，从看守所出来之后，曾爱云为散心去了很多地方。他感慨外边的发展日新月异，城市灯光的流光溢彩。他不会在网上订火车票，需要托小自己两三岁的表弟帮忙。坐高铁和飞机的时候，曾爱云感到心理压力很大，觉得自己这也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曾爱云不会用智能手机，他对手机的印象还停留在诺基亚的黑白机时代。他看不懂人们手中的智能手机，更不知道从何下手。他不懂微博、微信，直到现在还弄不懂什么是APP。他感慨，无论怎么说自己以前还是个研究生，现在就连基本的生活工具都不会用了。

　　他甚至连说话都小心翼翼，怕因为自己的落伍而造成不必要的尴尬。他想摆脱这种状态。曾爱云让表弟一点点教他日常生活中要用到的工具。他开始尝试着和别人打交道，听他们讲自己缺席的这12年中发生的事。

　　“他们给我讲一下我基本上都会了。网上购物、买车票、发快递这些我都知道了。”曾爱云说，但自己还是会闹“笑话”。一次，有个朋友要给他介绍对象，曾爱云想把自己的头像发给对方，却发到了公开的朋友圈里，他发现后连忙做了解释。

　　倍感落差 曾是学生会主席 如今在超市打工

　　12年前，曾爱云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自己在衡阳铁路机械厂清闲的车间副主任职位，一同抛在身后的，还有连续两年在这家厂里被评为先进个人的成绩和荣耀。在准备了三个月后，曾爱云如愿考上了湘潭大学的研究生。他仍记得临走时，车间领导的谆谆教导：“能从这个稳定有保障的环境里跳出来去读研究生是很不容易。你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理想，我们还是支持你嘛。”

　　那年曾爱云26岁，他学习成绩优秀，神采奕奕地做着学生会主席，和身边的同学一起干劲十足地处理很多院系的事务。他说自己研究生毕业后想去发展空间更大的跨国公司。12年后，专业知识被遗忘殆尽、和社会脱节、缺少工作经验的曾爱云又要重新开始找工作了。这一年，他38岁。

　　曾爱云在被释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抗拒和别人交往，尤其是同学聚会。曾爱云内心很挣扎，曾经爱打篮球性格开朗的他在学校里朋友很多，但是现在的他连迈出一步的勇气都没有。他的同学中有人做了领导，有的搞技术获得国家专利，有的创业当了老板，只有他停留在过去的原点。他不服气，自己原来和同学们都一样，甚至比他们大部分人都强。曾爱云感叹：“我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出来之后，曾爱云也曾去超市工作了几天，工资是80块钱一天。他说“晚上来货的时候要点货，经常要干到凌晨两三点”，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工作很简单，自己曾经是研究生，做这个心理落差很大。在那儿工作了五天之后他就不去了。曾爱云说，“自己现在去找工作的话还存在一定困难。”

　　学习榜样 羡慕创业成功冤狱主角 担心失败风险

　　曾爱云羡慕用国家赔偿的钱创业做了上市公司股东的冤狱主角王建平，但是他也知道，成功的毕竟也是个案，失败的更多。他顾虑“自己以前没有做过经商，现在这几年的创业环境也并不是很好，害怕承受不起生意失败的风险。”毕竟除了自己，他还要考虑年迈的母亲和家里的亲戚。曾爱云停顿了一会儿补充说，“我现在需要稳定，让家人安稳下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创业。”

　　他也不想让别人同情他，他认为“同情过多就没必要了”。曾爱云被释放后，曾经有几个现代农业公司邀请他去工作。但是他觉得这是“欠了别人的”，他觉得偿还别人的人情反而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他更害怕“自己和社会脱节了这么长时间，到公司工作之后适应不了，反而会辜负了别人的情谊。”

　　从看守所出来的这几个月，曾爱云几乎没有生活来源。他和母亲的生活费还需要亲戚朋友的救助。这期间，他把困难反映给相关部门，“他们让我打个报告先申请5000块钱，从最终给我的国家赔偿里出”。

　　未来规划 希望政府提供工作 想尽快买房成家

　　相对于赔偿，曾爱云更希望政府给他提供一份工作。他还是纠结于“事实不足、证据不清”的释放理由，觉得如果政府能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是对自己“不是凶手的间接默认”。别人看到了，也会少一些对他这个案子的风言风语。

　　有学者的研究显示，犯人出狱之后，大致都会经历“兴奋期—失望期—重新定位期”的过程。在此期间的积极型救济尤为重要，否则他们容易变得沮丧，甚至重蹈此前覆辙。

　　媒体时评人“午夜侃人”认为，“冤案主角与犯人有别，但同样的蹲狱经历，也决定了救济形式上的相似性。时下对冤案当事人的救济方式多限于赔偿，而系统化、立体化的善后救济则不明显。对冤案主角们来讲，他们的蒙冤入狱经历，出狱后与生活脱节的焦虑，都会导致其情绪的易波动。这也内含着复合式权利诉求：政府对其的帮扶，应更系统化，也该置于广义补偿的框架下，更为持续。而社会也该向其伸出公益援助之手。”

　　颠沛漂泊了这么久，从未有一个时刻让曾爱云像此刻一样如此渴望有一个家。“国家赔偿下来后，买完房子后估计就所剩无几了，我想尽快成个家，也不敢有更多的打算。”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实习记者 丁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