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29日体育专电 以8月份的《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出台为标志，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实体化的大幕徐徐拉开。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部分地区已经出台了相关草案，作为先锋官的广州市足协，更是已经通过召开会员大会的方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不过，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地方足协在迈向“脱钩”和“实体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政策迷茫”、“定位模糊”、“观念落后”是较为突出的三道坎。

　　第一道：谁做主？政策应用的迷茫

　　“缺少政策保障”，是各地方足协在实行“去行政化”的进程中较多提到的一个困难。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在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工作报告中就谈到，地方足协改革与中国足协改革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极大差异，面临着不同的条件和环境，必须加以深入分析，在把握方案精神的前提下务实推动，真正形成覆盖全国、组织完备、管理高效、协作有力、适应现代足球管理运行需要的协会管理体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差别很大，操作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政策上的“真空地带”。陕西足协在上报给中国足协的汇报材料中称：“我们建议在转型的特殊时期，中国足协应更多给予地方协会在政策、资金、人力、技术方面的支持，帮助各会员协会更好地完成改建和重组。”大连市足协也称：“希望中国足协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帮助地方足协提升自身生存能力，为地方足协提供基础保障，促进地方足协改革方案的实施。”青岛市足管中心有关人士表示：“说‘扶上马、送一程’，可是马在哪呢？比较模糊，扯皮空间大，上面说这样便于操作，但地方上希望更细。”

　　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各地方足协，对于“去行政化”的态度都是积极的，不过，关于“去行政化”的配套政策，两方面均有些迷茫，中国足协希望地方能够摸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地方足协希望中国足协给出更加明确的指导。如何破除这种迷茫，为各地方的足协脱钩提供相应的配套政策保障，将是足球改革下一步必须攻克的一大堡垒。

　　第二道：加减法？足协定位的模糊

　　足协应该做什么？在从“足管中心”到“足球协会”的分离和转变过程中，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在原来的地方政府系统中，体育局、足管中心有着相对明确的定位，但变成“足协”之后，应该做什么工作，怎么做工作，需要重新校准自己的位置。

　　内蒙古体育局副局长吴刚说：“现实是协会背后都是政府的手在推动，尤其是自治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足协有自己的账户，我想把体育局的钱直接划拨给足协，但是不行，财政的系统就划拨不过去。我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足协2016年要开展的活动所需经费拉了一个清单，但是财政买单与否，目前还不得而知。另外，包括足协在内的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低，社会认同事业组织、行政组织，但是不认同社会组织。”

　　武汉市足协一名内部人士说：“地方足协应该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地区校园足球引导者、社会足球推动者、专业足球建设者、职业足球组织者。社会足球、专业足球、职业足球，大可以通过社会化方式，引进多元化投资，但校园足球这块必须由政府主导普及建设。”武汉足协在材料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各地方足球协会是否是代表当地参加国内足球组织的唯一合法机构？关于‘各省市全运会、青运会等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足球项目的组队参赛任务，各省市体育局可通过政府购买形式向地方足协购买足球公共服务’，各地方足协是否能成为唯一提供足球公共服务的协会，是否与《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相冲突？”

　　张剑在报告中也曾提到：“不可否认，中国足协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与协会这一形式相符的会员组织体系。改革后的中国足协如何形成有机整体，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地方足协如何改革和发展，需要认真研究。”在“身份定位”的路上，中国足协本身也是一个开拓者。

　　第三道：活下去？产业思维的破局

　　如何“活下去”，是足协脱钩所面临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地方足协报给中国足协的材料中，里面基本上都涵盖了“缺少资金”这一条，在大家都“差钱”的情况下，场地从哪里来？人员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

　　陕西足协在文件中就表示：“像广州、成都、武汉、深圳等发达省市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地市还不具备完全脱离政府的能力，仍是采取政府财政拨款这种体制机制在维系和推动事业发展。对于利用青少年培训来带动产业的提议，青岛足管中心相关人士表示：“培训比赛挣钱不现实，最底层的比赛，再收钱，就搞不下去了。”

　　青岛足协的汇报材料中写道：“由于青岛市足管中心用于开展足球事业的经费均来自于财政拨款，而且处在市级足球行政部门和地方足协这一位置，所能够得到和支配的政策、场地、优质市场资源等非常少，所做的工作均为青少年培养、专业人才培训和成人业余赛事组织等公益属性，且受足球体制影响和自身条件制约，因此足球产业开发、市场培育的能力十分有限。”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极大地刺激了资本涌入体育领域的热情，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各个地方人群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也不尽相同，足协的营利能力和所在地的市场潜力也有非常大的差别。

　　从财政拨款到开发市场，地方足协脱钩后必须面临“断奶”的阵痛，自己寻找生存之道。从“体育事业”观念转变为“体育产业”观念，同时改变普通百姓对足球服务的消费观念，这同样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宏观上的政策、定位、观念，微观上的场地、资金、人才，多种因素的影响注定了足协脱钩这一改革进程不会一帆风顺。跨过这“三道坎”，“去行政化”的道路才会好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