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9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9日刊发原伦敦经济学院校长霍华德·戴维斯的文章称，该文作者并非是唯一这样的金融学教授：在为学生设定文论主题时，会提出诸如“在你看来，全球金融危机的主因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太多还是太少？”这样的问题。在面对这类非此即彼的问题时，作者将最近带的一批学生分成了三个阵营来加以分析。

　　文章摘编如下：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有效市场假说的故弄玄虚所折服，他们认为政府有原罪。政府考虑不周的干预扭曲了市场激励，特别是美国政府支持的抵押承销商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有些人甚至信奉美国自由派罗恩·保罗(Ron Paul)的观点，批判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存在。

　　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的政治立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是罪魁祸首。格林斯潘以不愿意干预金融市场而闻名，即使在杠杆大幅提高、资产价格看起来早已脱离现实支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更广泛地说，西方政府的象征性监管方针导致了市场在本世纪初失控。

　　剩下三分之一学生则两可皆有，认为政府在某些方面干预过多，在另一些方面干预过少。回避问题可不是通过考试的好办法；但学生们也许已经做过了深入思考。

　　如今，危机已经过去了七年，政府和欧洲及美国的选民如何回答这一重要问题？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他们认为金融市场需要更严格的监管，还是相反，国家应该拒绝提供援助，让金融企业直面自身错误的全部后果？

　　从政府的言辞和监管政策看，大部分政府属于骑墙派的那三分之一。诚然，它们实施了众多详细的控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检查了银行的账目，并批准派发现金、任命重要董事甚至对董事会成员的职业描述。

　　但它们排除了一切未来政府或央行对告急金融机构的支持。现在，银行必须立好“生前遗嘱”，说明在没有当局支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清算和关门。当它们陷入麻烦时，政府将袖手旁观：“太大而不能倒”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也许这一双轨制方针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了解其预期终点仍然是有裨益的。这是一套市场纪律再次成为主导的制度，还是监管者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凌驾于管理层之上？

　　但选民的结论是什么？在危机后的第一波选举中，从某种程度上看结论是明确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有些模糊。危机爆发时在台上执政的政府，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被赶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口号相反的政府。

　　并非全部如此，德国的默克尔可以证明，但显然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是如此。法国从右转向左，而英国从左转向右。但选民对政府的评价或多或少是一样的：你在台上，情况不好，所以请你下台。

　　但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一致的趋势正在发展。三位德国经济学家——曼努埃尔·芬克(Manuel Funke)、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k)和克里斯托弗·特雷贝施(Christoph Trebesch)，最近对西方国家过去150年中的800多次选举进行了出色的评估，并根据100起金融危机进行了排列分析。他们的结论十分醒目：“金融危机后政治会急转向右。平均而言，极右翼选票在系统性银行困境出现五年内会增加三分之一。”

　　芬克、舒拉里克和特雷贝施的第二个重要结论是治理在金融危机后会更加困难，原因有二。极右翼的崛起带来了常常是支离破碎的政治局面，政党数量增加，执政党(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所获选票比重降低。因此决定性的立法行动更加难以做出。

　　与此同时，院外动员情况会出现爆发式增长：罢工更加普遍，时间更长；游行示威规模也会更大。政府的街头管制未必管用。平均而言，反政府游行示威数量会增加两倍，暴力动乱的频率会增加一倍，大罢工至少会增加三分之一。最近的希腊把这些数字又提高了一些。

　　三位经济学家唯一令人放心的结论是这些影响会逐渐消散。数据表明，五年后，最坏的情况就过去了。而目前的欧洲似乎并非如此，法国最近的选举恐慌就是明证，更不用说芬兰和波兰了，那里的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已经掌权。也许答案在于时间要从危机完全结束后开始计算起，而目前欧洲的危机显然还没有结束。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政治似乎会继续焦灼。被广泛指责为危机原因的银行家和金融家将继续背负罪名，直到选民对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预期得到更加一致的满足。(霍华德·戴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