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１日电　题：“善的立法”促进中国社会转型

　　新华社记者许晓青　孟娜　刘斐

　　全国人大代表杨绍军在湖南常德农村长大，２０年前他卖掉了自己的小酒厂，又借了钱，办了一所孤儿院。这家名叫阳光抚育中心的孤儿院，收养人数最初只有２０多人，现在则有数百人。

　　正在中国两会上审议讨论的慈善法草案，支持杨绍军这样的义举。草案说，国家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依法开展慈善活动。

　　杨绍军已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一直呼吁“完善慈善领域立法”，他见证了这份草案从无到有。

　　专家认为，慈善法草案“上会审议”，不仅体现了这部法律在当代中国慈善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是一个强烈信号——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更完善的社会领域立法。

　　１０年前，也就是２００６年，还是在“十一五”起步时，杨绍军代表就曾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谁来为慈善埋单”的疑问，期待相关立法。

　　２００６年，中国社会捐赠额不足１００亿元，发展到目前已是１０００亿元左右。立法的呼声更加迫切了。

　　人们也发现，国内一些公开的“慈善榜”和“财富榜”排名，两类名单重合度并不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社会总体的慈善捐赠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需要一部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慈善法。”法学专家、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沈国明说，立法一方面是切实惠及民生、力促扶贫攻坚，另一方面，也更有助明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速现代化。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也有不少企业家曾经为慈善“纠结”。一些委员觉得尚未找到“最恰当、最公开透明的捐赠渠道”，另一些对慈善捐赠相关税收配套措施提出建议。对于慈善立法，他们都认为很有必要。

　　“慈善，其实是经济社会领域实现三次分配的一种方式。”在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说，在调节资源配置时，市场会有失灵的时候，而政府干预也会有顾及不到的地方，这就需要慈善组织等来自社会的力量出面。

　　专家分析，从现代社会自身的发育来看，“行善”不仅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行为，也与经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中国慈善法将出台，可以保障和理顺陌生人社会中慈善行为发生的权益关系，具有进步意义。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在本届政府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也提出，“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也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予以支持。

　　杨绍军代表认为，“慈善，不只是政府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大事”，如果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支撑体系和运行规则依法得到规范和保护，个人和机构的慈善行为也都是依法进行的，那么会有更多人乐意加入自己的行列。（参与采写：朱小龙、杨丁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