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下午，北京市人代会分组审议《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报告。该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维林表示，探索子女“带薪”护理父母，不是鼓励赡养父母还得先给孩子钱，只是政府对在家护理老人的子女的一点补贴，与孝顺父母的传统不冲突(据1月25日《北京青年报》)。

　　对子女护理父母给予补贴，北京不是首创。比如2014年，江苏南京尝试居家养老模式时就曾提出，子女、儿媳在家照顾卧床不起的父母、公婆，政府可以给其发月工资;深圳在制定养老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对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子女给予优惠政策，如个税减免等。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是鼓励子女重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并更好地满足亲情照料的需要，毕竟对于老人来说，子女的照料是不可替代的，其善意无须置疑。

　　不过，如果是作为解决养老服务短缺矛盾的设计，却算不得是好策略。首先，作为子女本就有照顾父母的义务，这是家庭伦理的普遍要求，并为社会普遍遵从。不管政府给不给工资，子女都应该照顾父母，即便给予补贴也属于锦上添花。其次，通过补贴来促使所有的子女都来照料父母，不现实。且不说那点补贴对于一个劳动力来说不具性价比的优势，单说目前年轻人的生存现状也决定了长期照料父母困难重重。很多普通工薪阶层与父母分开居住，有人虽不能亲自照顾父母但会聘请护理人员照顾。但是，亲自照料父母的有补贴，而聘请护理人员代为照顾父母的却难以得到政策眷顾，这就造成了权益上的不公平，也不利于实践操作。针对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应优先考虑解决护理支付能力问题，给予失能半失能老人护理补贴，适当提高贫困家庭的补贴标准等，至于是子女护理还是社会服务并不关键，补贴的政策只针对老人而非其子女，这才符合政府购买服务的定位。

　　当然，激励子女照料老人的方向没有错，但具体途径的设计不宜与照料老人的直接补贴挂上钩。激励子女照料老人，应针对子女想照料而照料不到的困境，设计具体办法，创造便利条件。婚育有相应的假期与补贴，养老方面却是空白，子女护理老人最大的困难，恰恰在于就业的压力，是基本生存与照料父母之间的矛盾。因此，“带薪”护理父母定位应清晰，要让子女在父母需要护理时能够不受就业的影响，实现“业孝两全”。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协调子女劳动关系对养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企业与社会组织要担负起职工护理老人的负担，如专门的“带薪假期”、灵活的工作安排等;另一方面政府要承担一定的补偿成本，需要护理的老人的子女有单位的，补贴给单位，没有单位的补偿给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