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就两会热点经济话题接受海外网财经采访。

　　2010年即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中国在2015年正式提出了迈向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将成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的一项重要工作，需推动互联网和中国制造的深度融合，并提出“工匠精神”等新要求。

　　而伴随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后发生的新变化，制造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困惑。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的逐步高升，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互联网+”无孔不入，传统制造业企业如何与其接轨？，海外网财经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探讨中国制造的“转型之惑”。

　　姚洋强调，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我们要基于已有产业特性，根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步步实现制造强国目标。面对“互联网+”热潮，企业在思考转型的同时需要具备坚持技术创新的定力，切勿陷入互联网焦虑。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脊梁

　　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占据半壁江山，比工业高出10%。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服务经济，超越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的重要性是否正在减弱？在姚洋看来，尽管服务业比重上升是基于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但仅靠服务业无法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

　　姚洋认为，2015年产业结构变化是“三期叠加”的产物。第一是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工业化达到顶峰，其就业达到全部就业的30%（中国在2010年达到），此后开始下降；第二，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十几年的全球化和快速增长之后，世界重新调整，全球需求收缩，中国出口自然下降；第三是中国宏观经济短期波动，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基本呈现出每7年一个周期的上升、下降交替，目前正处于下降期。“这就使得消费所占GDP比重上升，投资所占比重下降。在生产方面就是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

　　他同时强调，尽管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仅靠服务业是无法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的，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他曾在北大国发院的一场论坛上提到，观察二战之后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13个经济体就会发现，工业发展深入、制造业所占GDP比重超过40%是其普遍特征。

　　“我们在一些地方可以和美国竞争，像阿里巴巴、腾讯就做得非常好，但这不是中国的全部。”姚洋说，“如果把制造业丢掉，中国就失去了根基。”

　　面对《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制造强国目标，姚洋充满信心。“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相当好了，我想我们有望在2035年达到德国制造目前的水平。”他也坦言，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需要大量努力。制造业本身要沿着已有的产业特性，一步一个脚印攀登技术高峰；国家也需要对制造业发展有一定政策倾斜，如降低企业增值税和社保成本。

　　企业无需陷入互联网焦虑

　　“互联网+”在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热度极高，国家也从2015年起推动中国制造和“互联网+”融合。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对此提出要求，将“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作为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内容。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线上信息处理能够帮助其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但也易使企业陷入是否要转型、如何转型的迷茫。姚洋认为，“互联网+”模式并非适合所有企业，是否转型取决于企业自身需要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患了互联网焦虑，是不是不做互联网就难以生存了？”姚洋说，“当然不是。互联网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想‘互联网+’反过来说更准确，‘+互联网’，它毕竟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

　　姚洋强调，企业在考虑互联网转型时，要清楚自己的产品是否适合以网络方式营销，所设计的经营模式能否实现盈利。

　　对于“互联网+制造”中广受关注的云端制造体系，姚洋认为，从个性化生产的需求量和制造能力考虑，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至少20年。他说，德国工业4.0的基础是德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个性化消费需求旺盛阶段，而且此前已经走过30多年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道路，具备进一步智能制造的能力。相较之下，中国还处于大众化消费阶段，老百姓对个性化生产的需求不足；且企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面对“互联网+”热潮，姚洋建议，制造业企业还是需要发展的定力，坚持自己所长，脚踏实地进行技术创新。如果进行互联网转型，则必须挖掘出生产力，将流量变现，给企业自身和社会创造价值。

　　没有社会地位 工人难有匠人精神

　　谈到制造业发展的定力，姚洋多次提及德国模式。相较美国的断崖式创新，他认为德国制造业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更值得中国借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技术上胜过美国，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制度优势。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姚洋解释说，美国的一个新发明就往往摧毁一个行业，是“从0到1”、消灭就业的模式，也是因此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富人和绝大多数穷人。而德国是跟随美国在本国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连续改进和创新，在一些领域稳稳占据高地，而非在互联网行业和美国竞争。与此同时，它的技术进步保留并扩大了就业，形成了雄厚的中间阶层，社会更为稳定。

　　德国制造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注重培养具备匠人精神的技术工人。高品质的德国制造早已作为德国的一张世界名片深入人心。而“工匠精神”一词也登上了我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对制造业的新要求。姚洋非常推崇这种代表专注、精确、注重产品品质的职业精神，更关心它如何落到实处。

　　他认为，提倡匠人精神首先要做的即是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他建议恢复八级工制度，给予工人技术等级；达到了最高等级，就相当于成为工人里的高级工程师。他提到，德国之所以具备匠人精神，与它完备的技校体系、技术工人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水平息息相关。

　　“能不能别再叫‘农民工’了？”这一点，姚洋已经呼吁了十几年。“一个把工人当做低级职业看待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希望“农民工”这个词能从中央文件开始自上而下消失。”

　　(责编：孟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