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３月６日电（记者王卓伦、丁静）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ＧＤＰ比重提升到２．５％。北京代表团的部分人大代表在审议报告时认为，要把这２．５％的钱花好、花到位，关键就在于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所提到的“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这２．５％的目标，是让普通老百姓在科技进步中更有获得感。”全国人大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怀进鹏说。

　　“让百姓有获得感，包括了让科研工作者自身也有获得感。”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儿科研究所研究员钱渊说，她对报告中“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感触尤为深刻，“我和身边的科研工作者，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盖章、填表、证明发票的真实性，为行政琐事而烦恼。随着体制改革，我期待着有所改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方新说，由于体制原因，科技资源重复、低效使用而导致浪费的情况屡见不鲜。她认为，科研计划和经费配置，不能简单用一种模式去管。

　　“‘举国体制办大事’是我国的优势，对于集中系统性的科技领域，如航天、核能、深海研究等是适用的，但是对于以生物医药、信息通讯为代表的涉及民生的领域，随着改革深入有很多新问题需要探讨。”方新说。

　　这一观点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的赞同。他说，科研机构的定位应该是技术供给型、技术递送型的，与市场需求相适应。满足了市场需求，科技成果转化率自然会提高。

　　然而，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副主席邓中翰看来，科技成果转化率不是一个理应存在的评价指标，因为“科学技术应该是１００％的科研成果，不存在转化的过程，走在科技前列的西方国家，也很少用此来评价本国的科技创新绩效”。

　　“如果只是研究理论、钻研技术本身，出不来成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那么这项技术就是没有意义的。”邓中翰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草案中，都强调了培育壮大创新型领军企业，他认为这是改革科技体制的关键。

　　“从世界范围来看，造福社会的新产品、新服务，很多都是企业直接的技术成果。一是因为企业研究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产品、供给市场。二是企业的竞争性质可以提高科研效率、管理效率。”邓中翰说。

　　“所以，一些实用性科研都可以集中到企业里去做。用十三五规划草案中的话说，这就可以‘破除束缚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邓中翰说，让企业的技术成果服务于供给侧改革，才能驱动科技创新，让研发经费花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