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琳 摄）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5日讯(记者 周琳)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第36组的小组讨论间歇时接受记者采访,就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金融监管改革等问题发表看法。
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6年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今年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41.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0%,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0.7个和3.2个百分点。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2.51万亿元,同比多增1.04万亿元。
针对“如果人民币贷款和M2增长过快,是否会对人民币汇率贬值带来风险”的问题,易纲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目前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大体稳定。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不等于严格盯住,参考一篮子货币是考虑到市场供求、“篮子”的运动、有管理的浮动等各种因素去综合判断。各方要对人民币的基本面有充分信心,相信人民币汇率会由更多地受短期预期影响向基本面回归。在此过程中,也要有耐心。
易纲表示,随着各方对人民币预期趋稳,目前人民币参照一揽子货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越来越被市场所接受。当人民币汇率基本是稳定的预期形成共识,整个外汇市场的形势和外汇储备的形势会进一步趋于稳定。当然,应该看到,市场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是正常现象,如果市场不动就不是市场,但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市场在波动的情况下趋于稳定。
今年2月份,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此前在G20峰会提出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调节机制的基调保持一致,较好地兼顾了市场供求指向、保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和稳定市场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
针对跨境资金问题,易纲表示,目前跨境资金流动大体上是稳定的。近期资本外流的现象不会影响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进程,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的大方向不变。
外储下降有“藏汇于民”因素
2014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达到3.99万亿美元的最高点,2015年外汇储备有所下降,下降至约3.3万亿美元。
如何看待外汇储备下降?“外汇储备量的下降很大比例是藏汇于民。”易纲指出,所谓藏汇于民是中央银行持有的部分外汇储备转为企业、居民、家庭持有外汇资产的过程。这些从中央银行转移到民营部门持有的海外资产,构成了藏汇于民。总体上看,我国外汇储备下降起到藏汇于民的结果与央行的预期基本相符。
易纲称,外汇储备的下降总体上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仔细分析外汇储备下降的过程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企业和居民在境内增加的美元存款。2014年,中国企业和居民美元存款增加了1000多亿美元,2015年也增加了数百亿美元。此前人民币升值,国内的老百姓不想要美元存款,而今选择美元存款可能更适合。
外汇储备下降的另一部分是企业用于偿还美元外债。易纲表示,企业偿还美元外债已经持续了大约18个月。比较明显的是2015年第3、第4季度,美元计价的外债减少了一部分。由于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出现改变,在优化各自资产负债表时,都希望尽量多配置美元资产,减少美元负债,这种情况并无不妥,也是“藏汇于民”的体现。
“‘藏汇于民’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国内企业的生产、购买原材料、企业发工资以及居民的消费都需要重新兑换成人民币使用。企业的‘锅、碗、瓢、盆’在一定时期会装有一定数量美元,但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所调整,终归会拿出美元兑换人民币在国内使用,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易纲说。
金融监管改革需考虑三方面因素
当前的金融监管是分业管理模式,然而部分潜在的金融风险传导更加隐秘,呈现出跨产品、跨市场、跨行业的链式传导特征,防控难度往往较大。针对金融监管改革的问题,易纲表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仍在研究,正在多方听取意见。目前还并没有明确。在改革共识形成的过程中,部分国外经验可以借鉴。
易纲对中国经济网记者称,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需要多方面考虑,一方面要考虑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能否坚强有力地形成协调,尽快地做出决定。二要考虑监管成本、信息集中,能否形成最好的激励机制,使得成本、责任、信息形成合理的分配。三要考虑宏观审慎,新的监管体制如何应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进一步的融合,使得整个中国经济和金融竞争力提高,同时还要注重防范风险。
代表委员小资料:
易纲,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其中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2016年1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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