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武汉大学社会系副教授、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刘燕舞长期从事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治理、农村社会工作等领域的研究。此前,刘燕舞关于“农村老人自杀”问题的研究成果曾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有关部委领导的批示。也正是在那次研究中,刘燕舞开始关注农村“剩男”现象。

　　从2009年至今,刘燕舞已经走访调查了黔、湘、鄂、豫、晋等11个省(自治区),覆盖了全国的大部分区域。6年间,刘燕舞在村里驻扎时间累计达到450余天,发表了《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从核心家庭本位迈向个体本位——关于农村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等重要学术论文。

　　他曾经提到当前年轻人婚姻观念中存在的“贱农主义”。这位近年来一直把研究放在农村的学者认为,农村剩男问题背后值得关注的是城市对农村女青年的抽离问题。

　　记者:为什么会关注“贱农主义”对农村婚姻的影响?

　　刘燕舞:过去我们常说,农村男青年受到“婚姻圈”扩大和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双重挤压而有可能陷入光棍的困境,但现在,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正成为导致农村剩男的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我们在调研时发现,江浙一带的光棍就比其他地区少很多。在那些较为富庶的地区,即便出生性别比有所失衡,光棍的比例也会低一些,因为中西部的女性资源大量流入,减低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的挤压,使女性资源流向更有利的高地。

　　这种流动产生的婚姻挤压,背后是婚姻观念层面的“贱农主义”和“城市拜物教”。

　　事实上,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高峰大概在1995年左右,那个时期前后出生的人,目前还没有完全进入适婚年龄,还不是光棍的高风险年龄群体。性别比失衡对农村剩男的真正影响或许还要再等5年,甚至10年。所以,我个人并不认为,当下农村剩男问题的最主要因素是出生性别比失衡。

　　当然,我也不否认出生性别存在很大的地域性差异,有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现象,峰值早于1995年,在那些地区,农村剩男的主要成因或许就是当初的出生性别比失衡。

　　不过,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根源,宏观层面的“贱农主义”才是造成农村剩男的最深层原因。但这个逻辑却往往被人忽视。以嫁农民为贱、以农村为贱的观念是一套非常厉害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它不仅仅会影响到婚姻,还会影响到农村各个领域。

　　记者:为什么叫做“贱农主义”?

　　刘燕舞:“贱农主义”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南京大学的张玉林教授曾分析这一历史转变现象:“‘贱农主义’是指当代中国逐渐形成的以农为贱的观念、话语、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它表现为压制农民的权利、贬低农业和农村的价值,从文化上否定,从物理上消灭农业、农村和农民。”我完全赞成这种判断。

　　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重农主义”倾向的,“士农工商”的排列至少可以表明“农”在合法性上不存在问题。但过去100多年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中,由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一直是中国强国的诉求之路,农村忽然成了落后的代表。这种观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打工经济大潮的兴起和全国乃至全球市场边界的扩大而逐渐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婚姻上的“贱农主义”就是否定嫁给农民(包括农民工),进而否定嫁到农村。

　　现在的话语体系都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很多价值观和决策都在受城市支配。但不是说城市才有这种观念,农村也有,它是全社会性的“意识形态”。现在农民自己也认可了“以农为贱”,农民也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嫁到农村。

　　与婚姻的贱农主义相对的,是“城市拜物教”,即指将嫁城里人或嫁到城市并从事非农职业作为一种如神灵般崇拜的婚姻追求现象。这里的“城里人”只是泛指,它的主要特点是经济物质上的富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贱农主义逻辑下构建了“屌丝”“凤凰男”等话语,城市拜物教逻辑下,人们就制造了“高富帅”“白富美”“孔雀女”一类标签化的词语。

　　记者:这种文化上的认知对婚姻的影响是什么?

　　刘燕舞:与其他资源和市场一样,如果婚姻市场是自由而开放的,而在婚姻贱农主义和城市拜物教的双重作用下,婚姻资源因为市场的分化,会在以经济因素作为重要标杆的指向下出现严重分化。因此我们会看到,农村光棍渐多。而城市中,或以城市为代表的婚姻资源配置的高端位置中,有些人能拥有更多“妻子”,所谓“小三”“情妇”“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太多词语都是对这些社会问题的社会语言学反应。

　　记者:如何缓解或者解决这种文化上的问题?

　　刘燕舞:首先要确认农村在文化上的地位,不要动不动就好像觉得它是落后的,我们现在的一个架构就是把农村和城市对立起来考虑,城市代表现代化,代表先进的发展方向,农村就是落后的,是要被改造的,是要被消灭的。这样的话农村只会越来越没有出路,农民也越来越没有出路。

　　不能否认,从硬件上来讲,我们现在的农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但是从文化地位上来讲,现在却比以往要低。在政策取向上,我们不能一直想把乡村变成城市,城镇化和“美丽乡村”两条腿都要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更加强调“美丽乡村”,只有重新树立起农村的文化地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