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季度同比）
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结构（元）
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与增速
文眼
收入多少决定需求的强弱。各种主体（个人、企业等）的有效需求取决于其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而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又取决于其生产率，生产率又取决于其供给能力。由此来看，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将为供给侧改革增添强大动力。
——亚夫
■2015年，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并呈现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态势。近两年居民收入增长连续快于经济增速，是分配制度逐步调整的结果。虽然GDP增长放缓，但居民收入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多年来，造成我国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匹配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发展因素，也有体制、机制因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政策因素。如果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消费动能不足的环境下，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合理增长变得更加重要。
■居民收入“做大蛋糕”后，需要“分好蛋糕”，在增长的背后，更要关注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需以效率为导向，以公平为导向，并同步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可持续。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措施，除继续增加居民收入外，还要通过税制改革等，不断提高企业的有效供给能力和民众的消费能力。
□梁达
我国居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
2015年，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政府和有关部门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推出央企负责人限薪、养老金并轨等改革，居民收入继续较快增长，收入增速连续2年快于GDP，并呈现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等可喜态势。
1.居民收入改变了长期以来低于GDP增速的局面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9—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从4063亿元增加到63.6万亿元，年均增长9.7 %，经济增长速度分别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2.3和2.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来源于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要经过复杂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终到个人手中。数据表明，多年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居民收入增长未能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居民收入增速一直慢于经济发展速度。
分阶段看，2001—2014年，GDP年均增长9.8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9.2%和7.9%，增幅差距分别为0.6和1.9个百分点。其中近12年来的2001-2013年，GDP年均增长10%，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9.4%）0.6个百分点，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7.8%）2.2个百分点。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快于GDP0.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相对于ＧＤＰ、物价“跑”得更快，意味着居民的购买力有所增强。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当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按常住地分，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比上年缩小0.0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928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7%。未来5年，中国将使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减少贫困，将对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贡献更大。
3.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进一步收窄
2015年，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221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1894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9320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9438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4544元。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一般是０到１之间的值，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平衡，数值越小，说明居民贫富差距越小。
2008年，基尼系数曾一度上升至0.491，此后开始逐年回落，分别为：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013年0.473，2014年0.469。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比上年有所收窄，延续了自2008年以来基尼系数不断收窄的趋势，也创出自2003年以来的新低值。基尼系数持续下降，表明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正在发挥作用。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的短缺，低端劳动力工资收入不断上涨，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未来基尼系数还将保持下降趋势。
4. 收入结构趋于优化
收入结构趋于优化主要表现之一是农民收入增长加快。2015年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增长1.3%，其中，本地农民工10863万人，增长2.7%，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增长0.4%。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3072元，比上年增长7.2%。
收入结构趋于优化主要表现之二是，在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为12459元、3956元、1740元、3812元；较2014年分别上涨了9.1%、6%、9.6%、11.2%。居民财产净收入及转移净收入增速快于工资性收入及经营净收入，显示出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进一步提升。尤其是“转移净收入”对应的转移支付保障对于社会中低收入群体来说至关重要，这项增速较快也说明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多种因素使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1．政策因素确保了居民收入增长
近年来，国家坚持民生优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推进分配领域的各项改革。通过大力支持扩大就业，提高劳动工资最低标准，提高退休工资，不断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水平和覆盖面，多次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政策措施，千方百计拓宽增收渠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促进增产增收、优质增收、提价增收、务工增收、补贴增收，使农民收入实现了连续多年较快增长。
2. 加大了社会保障力度
近年来，国家加大力度提高城乡居民保障水平，出台完善了一系列保障性制度，包括社保、医保、养老保险等，并提供各种补贴，调高退休人员补助，扩大新农保试点覆盖面，积极推进教育、医疗体系改革等等，这些都给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一个底线保障，不至于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另外，针对劳动者收入的保障，出台了更加细致的法律规定。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提高了居民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提振了居民消费信心，从而带动了消费的稳定增长。
3. 减轻负担，促使经营性收入增加
2015年，一项项惠民政策接连出台，让广大老百姓实实在在获得了改革带来的红利。国家一系列政策扶持如优化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减轻企业负担、扶持创业就业等，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自2015年10月15日起，国家决定降低住房转让手续费等1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并延长专利年费减缴时限，此举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40亿元。此外，国家还从政策鼓励、财税支持、激励创新、企业减负等方面推进小微企业的发展，专门出台了普惠性降税的措施，大大减轻了企业和居民负担。
4.创业创新增加了就业，提高了收入
近年来，政府和有关部门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推出央企负责人限薪、养老金并轨等改革，有效地带动了创业，促进了就业。通过降低创业门槛、改善营商环境，撬开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闸门，市场蕴藏的活力得到全面激发，新一轮“大众创业”的浪潮正在涌动，“万众创新”的势头正在孕育。这不仅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也随之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开始显现，成为解决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
新常态下仍需多途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一般而言，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是正相关的，经济增长快，居民收入增加也会加快。应该看到，尽管居民收入增速加快，超过了经济增速，但如果考虑到近年来的物价上涨、高房价、教育等方面支出的大幅增加，扣除消费支出后，居民消费能力并未明显增强。造成我国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匹配的原因是复杂的，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既有经济发展因素，也有体制、机制因素。既有历史的客观原因，也有政策因素。如果两者长期增长不同步，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消费动能不足的大环境下，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合理增长变得更加重要。
1.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近20多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也呈现出类似的下降趋势。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消费能力的强弱。如果居民收入上不去，消费跟不上，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如果收入水平低、消费率偏低得以长期存在，则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供求失衡，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多年来我们依靠投资支撑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会造成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要靠新的消费消化掉。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就可能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产能闲置甚至过剩、产品积压、效益下降，最终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而事实证明，消费如果没有收入的支撑，则容易使消费增长成为无本之源，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进一步扩大消费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居民购买力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是事实，但区域、行业等之间收入分配不公，也大大抑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相对低收入和高收入，中等收入群体才是最有动力和潜力扩大消费的。此外，我国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缺口还是较大的。
让消费这驾马车快跑起来，亟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力推进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尤其要做好当前正在推进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把农民的消费能力提上来。
3.居民消费升级需增加收入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进入新世纪，以住房、汽车为主的消费升级阶段，推动了房地产与汽车市场的井喷式增长。经过十几年历程，上一轮改革红利与影响逐步削减，我国以住房与汽车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阶段基本告一段落，增长水平逐步放缓。尽管当前以信息消费、休闲旅游、文化娱乐等消费为代表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得以快速发展，但相对于住房与汽车两大消费引擎，力度仍显偏弱。
在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处于蓄势待发阶段，正在加速从生存型消费转向享受型消费、发展型消费转化，信息消费、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上的比重将大幅上升，消费的形式也在悄然升级换代，更多地从“线下”走到“线上”，消费升级将给行业、企业带来重大机遇。如果措施得当，将从供给方面对扩大消费形成巨大拉动。要使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顺利加快升级，重要的途径是要大力增加居民收入，使居民有能力消费。
4.多渠道增加收入有利于激活各阶层消费潜能
居民的消费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能力会提高。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一方面高收入者投资倾向加大，消费倾向不足；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支付能力不足，消费水平难以提高。从各层次居民的消费结构看，低收入家庭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受收入来源的限制，消费远远得不到满足。因此，收入水平不高导致消费率偏低，而消费率低表明经济总量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对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巨大消费潜能的充分释放。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的缺陷，形成了由少数人组成的畸高收入群体和由大多数城乡普通居民组成的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者的消费能力虽然很强，但他们的消费已经处于超饱和阶段，而对于人数众多的大量中低收入者来说，他们虽然可以视为潜在的消费力量，但由于消费能力的不足，因此对拉动消费能够产生的作用也比较有限。因此，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分量，需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提高社会消费能力将是重中之重。
从总体上分析，如果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利于释放居民潜在购买力，对总体经济也有不良影响。收入差距更会影响消费的扩张，加剧城乡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持续增加居民收入、让居民生活过得更加殷实，应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目标。
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优化收入结构的对策建议
1.创造性地让更多人拥有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不仅可以拓宽居民收入增加的渠道，同时有利于聚集资本，盘活资本市场，促进生产，促进社会和谐、公平。一是规范证券市场，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管理，使上市公司做到公开透明，引导居民增加持有股份、有价证券的量，通过盘活资本市场，使资金充分流动并合理运用，带动经济的发展，实现收入倍增。
二是大力发展公司员工持股制度，使公司员工和公司收益挂钩，实现激励相容，鼓励员工更加努力工作，最终与公司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获得财产性收入，实现收入倍增。
三是对于增加农村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从土地着手，切实让农民从土地中获利，改革和完善农村产权制度。
四是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征地制度，要遵从同地同价的原则，并及时足额补偿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
2.继续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善收入预期，大力增收减负
一是适当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中的占比，提高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占比；在初次分配环节，通过制定行业工资指导政策、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以及实行工资增长与消费价格指数挂钩、与企业效益挂钩制度等，保证劳动者报酬占比维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上，在动态变化上稳中有升，使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二是要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如果城乡居民消费潜力能得到有效释放，足够支撑未来10到20年我国经济的较快增速。因此，要尽快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城乡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收入比重，为扩大消费、提高消费贡献率奠定基础。
三是要继续努力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对生活必需品实施低税率，减少重复征税等，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3.促进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的良性互动
首先，在总体布局中要体现“就业优先”。通过健全完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及收入分配政策，激励和引导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投入、产业调整、项目布局和企业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其次，要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拓展就业空间结合起来。在产业结构上，着力发展就业容量弹性最大的第三产业，继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培育新型消费产业，引导发展服务于社会管理和发展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服务性行业。在经济形式上，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在企业类型上，支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同时鼓励劳动者通过自主创业发展微小型企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