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志敏一直在找答案。

从受伤后的“为什么恨我”到现在“怎么样才能让医生患者不要再对立”。

一位医学生在博客里写道：应该把绑在医生身上的东西卸下去，而且要让病人和家属都知道。看病贵不是医生决定的事，看病难也不是医生能解决的事。

能不能大家就做自己该做的事？医生专心治病，第三方专注于解决纠纷，管理方寻找制度上的漏洞……

当医生出现误诊，应该由专业的第三方人员来解决。邢志敏曾在德国进修，跟着当年的欧洲鼻科主席出门诊。一位女患者哭着在医生的诊室诉说医生手术效果不佳，这位医生直接电话了他的律师，让患者直接跟律师商谈。

她还看过一个挺有名的帖子，说的是护士发错药之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式。一种解决的方法是：惩罚护士，罚两个月奖金；而另一种是调查护士发错药的原因，是因为人手不够，护士实在太疲惫，解决方法是增加人手。

“帖子不一定真实，但是前一种就是现有的管理方式。”如果真正的原因没有解决，只是以重罚为惩戒，这样能不能解决问题？

2012年3月23日，哈医大的王浩出事后，女儿给邢志敏发过一条短信：“妈妈，还没有动摇您的职业信仰吗？”当时邢志敏回：“病人大部分都是好的，不都是就冲着医生来找茬的，当医生的人素质还是很高的，在这个行业里，还是比较干净的，是能踏踏实实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

20天后，她遭到了人生最大的打击。

一年半后，她仍然在这个岗位上，祈求的是，体制能有所改变，医生能安心地专注于治疗病人。

医患冲突症有没有处方

——另一位被打医生的呼吁

本报记者 王烜

2013年10月，注定因一个群体而被人牢记。仅仅10天，全国曝出6起患者伤医事件。

“今日中国，医护真成为‘鱼肉’了吗？”一位医生如此发问。

黄志是某知名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十几年前，一位患者家属愤怒之下，在他的手臂上留下缝了25针的伤疤，“这是我很不愿意再提的往事。不过，相比陆续倒下的同行，我算是幸运者，起码我还活着”。

“这种情况对医护人员的伤害非常大。我们拿柳叶刀的手，没有力量抗暴。”见面伊始，黄志的开场白令人感到了他内心深深的沮丧。

这是家享有国际声誉的百年医院，那次事件后加强了监控手段。然而，安装探头、增设保安，并没真正缓解医患间的对立和隔阂。

黄志说：“现在我们科就有这样的事情，病人还没去世，家属已开始闹上了，赔偿金额都明确提出来了，而且是巨额索赔。”黄志将记者加入了一个医生的微信群，“你看看这里的文章，国内外同行有很多深刻的剖析。”记者发现这个群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所有人的头像都设置成蜡烛。黄志在留言中写道：记不住是谁建议把头像换成蜡烛寄托哀思。

他带过一位实习的博士生，实习成绩名列第一，爱才的老医生都以为找到了可以接班的好苗子。“这个学生最后坚决离开，就是怕麻烦缠身，非常可惜，那是在这个领域极有天赋的青年。”黄志告诉记者，医生的成长周期很长，“8年到10年的专业训练，才可能穿上白大褂。每有医患冲突，社会上几乎一边倒地指责医院医生，最令我寒心。”

黄志说，医生和病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病魔。但令人唏嘘的是，本应并肩作战的人现在站到了对立面上，形同冰炭，今后谁还敢做医生？

黄志认为，医患关系闹到这般境地，原因是多样的。有些纠纷的处理方式，缺乏对医生正当权益的维护，“息事宁人，不是医疗事故也按医疗事故处理，这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同时，“医学专业性太强，信息不对称是必然存在的。媒体在披露事件时，要弄清事情原委，不要急于下结论”。另外，鉴于工作关系，黄志经常有机会和国外同行交流，对体制有着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在美国想到大医院就诊，要花费几个月时间预约。美国一个医生每天只看10例病患，我们是他们的几倍。他们缓解看病难是依靠社区医院和家庭医生。我们为什么把好大夫都集中在三甲医院？优秀的医生一定要‘下基层’。就诊方便了，患者是不是怨气能小一些？”

（应当事人要求，本文使用化名）

实习编辑 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