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发展

香港开埠初期，发展并不顺利，不良分子麇集，罪行猖獗，热病和台风威胁居民的生命财产，不过仍然有很多华人移居这个由外人统治的小岛。一八五一年，香港有人口32983人(华人有31463人，占总人口的95%)；一九三一年，人口增至878947人(华人有859425人，占总人口的97.8%)。

香港的华人只求不受干扰，故在港英政府的开明统治下，均能安居乐业。香港渐渐成为中国移民的聚居地，以及与海外华侨通商的中心。使用本港港口的远洋船，在一八六零年有2889艘，一九三九年增至23881艘。香港主要与中国通商，故不得不顺应中国习惯，于一八六二年采用银元制。中国于一九三五年放弃银元本位，香港也随之改变币制。

香港政制采取英国海外属土常用的模式，总督由英廷任命，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由政府委任，大多数为官守议员。立法局第一批非官守议员在一八五零年委出，至一八八零年才有华人议员(新加坡出生的律师伍才(又名伍廷芳))。一八九六年行政局开始有非官守议员，而首位华人议员(周寿臣爵士)则于一九二六年委出。长期以来，香港总商会和非官守太平绅士这两个选举团体，均有权各自提名一人为立法局议员，但这项安排已于一九七二年终止。

在港居留的英国人曾数度力促成立自治政府，但英廷一直不予首肯，称香港华人占多数，难以由少数欧籍人士统治。一八八三年政府成立卫生局，并由一八八七年开始以选举方式选出部分成员。卫生局其后于一九三六年改组为市政局。

最初香港政府有意从内地借调官员管理华人，但这种并行的政制从未认真施行。由于罪案日多，这个制度终于在一八六五年废除，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代。是年英廷大幅修订香港总督的训令，规定“任何法例若对亚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欧籍人士则不受其限者”，总督均不得批准施行。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把香港发展为开放营商贸易之地，一切秉公办理。

香港开埠以后，公用事业相继开办，计有一八六一年成立的香港中华煤气公司、一八八五年的山顶缆车公司、一八八九年的香港电灯公司、一九零三年的中华电力公司、一九零四年的电车公司等。至于九广铁路，则在一九一零年建成。自一八五一年起，香港陆续进行填海工程，较重要的是一九零四年完成的中环填海工程，以及在一九二一至二九年间进行的湾仔填海工程。现在的遮打道、干诺道和德辅道都是在中环填海之后辟建而成的。

一八四七年，香港政府推行公立学校教育制度，补助中文学校的经费。一八七三年，主要由教会营办的学校也纳入政府补助计划内。中国医学院在一八八七年成立，当时有两名学生，其中一人是孙中山先生。该学院在一九一一年扩展成为香港大学，开设文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后，中国长期动荡不安，很多华人来港避乱。中国虽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未能藉《凡尔赛和平条约》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加以战后国民党推行急进政策，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高涨，动荡局面一直持续。

中国当局力争废除外国凭借条约取得的一切特权，并因此而抵制外国货。不安的局势延及香港，一九二二年发生海员罢工事件，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在广州发生的事件更演变为省港大罢工。风潮虽然逐渐平息，但香港居民的生活已大受打击。当时，英国在中国境内拥有的外资利益最多，因而成为排外运动的主要目标，但反日情绪不久便取而代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条款。一九三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并企图吞并华北省份，终于导致一九三七年爆发中日战争。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大批难民涌入香港。估计在一九三七年抵港的难民约有十万人，一九三八年有50万人，一九三九年则有15万人，使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人口增至160万人。难民抵港人数最多时，估计有50万人流离失所，露宿街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空袭珍珠港的美国军舰，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同一时间(香港时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进攻香港。日军取道中国大陆出师，英军被迫撤离新界和九龙，退守港岛。当时守军包括香港义勇军，苦战一周后，因众寡悬殊，难扭劣势，终在圣诞日投降。

日本占领香港三年八个月。沦陷时期，贸易停顿，货币贬值，粮运不继，政府服务和公用事业受到严重影响。不少港人避居中立的葡属澳门，澳门政府也尽量收容。日治末期，为解决粮荒，日本人驱逐大批居民离境。

本港居民虽然备受压迫，但大部分仍拥护同盟国阵线。中国游击队在新界四出活动，逃匿的盟军人员也得到村民掩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沦陷期间被囚赤柱监狱的布政司詹森(后获封爵士)随即组织临时政府。八月三十日，海军少将夏悫爵士率领英国太平洋舰队抵港，成立临时军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总督杨慕琦爵士回任，香港正式恢复民政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