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尴尬

在温州，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是法官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通过放款人事前的精心设计，高利贷在借款人无法偿还借款时，依然可以到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来保护其并不合法的利益。而此时，即使法官明知道这是高利贷借款，但苦于被告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而无法采信。

3月上旬，在记者翻阅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鹿城区法院网站以往的卷宗发现，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大多借条上只有借款金额，并无利息；很多约定了高昂的赔偿金额；开庭审理时，借款人几乎无人到庭——在此之前，借款人已经下落不明。

据记者了解，只写借款金额而不注明利息的“阴阳合同”是规避法律监管的重要途径。比如，借条上写明是借款100万元，但借款人实际上只能拿到60万元，其中40万元作为高利贷的利息。这样的借条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即便借款人最后在法庭上陈述这一事实，但一般无法出具证据，所以并不能得到法院的采信。

高利贷从业者，自知行走在灰色地带，所以采取隐蔽的手段企图逃避监管部门的管理和打击。并且，高息借贷属于非正式金融系统，政府部门也难以完全掌握其经营情况。

宁波金融办副主任李群对记者表示，对民间借贷，现在全国都还没有有效监管的方式。他直言：“可能连具体情况也无法真正把握”。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政府人士表示，必须正视“高利贷”长期存在的这一事实。而分散的民资，众多的参与者及脱离阳光地带也让监管者无能为力、无计可施；市场增长的需求也让其有存在的土壤，维持现状而灭掉违规出头鸟，成为地方政府默认的管理方式。

“只要它不出事情，那它存在就有其合理的地方，有市场基础也有市场需求。”李群说。

上述宁波某汽车部件公司总经理认为，现在高利贷公司禁止不了。正因为高利贷公司的利息高，不少民众就更愿意将钱借给高利贷公司来放贷。他说：“政府可以打压出头鸟，但太多人做，就会出现法不责众的情况。”

张震宇坦言：“不管金融服务到什么样的情况，民间借贷会永远存在，不可避免。出于成本考虑，大的金融机构不可能服务小机构。所以必须要规范民间借贷。”（记者熊锋 王小波 翁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