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又从事了多年教育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先后担任过多届苏州市、江苏省和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我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年任期满届后，2013年3月，我再次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回望自己的履职经历，我清晰感受到压在肩头沉甸甸的使命——如果岁月代表一种坚守，那么只要行动就会有收获。

　　在两会这个平台上这么多年，教育问题一直是我非常关心的，为此也提过很多提案和建议。

　　去年，我特别关心的是教育的供给侧改革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现象是高端教育需求外溢严重，留学低龄化趋势日趋显著。

　　说起来，这个话题是我们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最先关注的，为此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调研，并形成了一份关于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案，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关注小留学生的问题。

　　小学生就申请留学？是的，在我的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我的一些朋友把尚在小学阶段的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有的是家里人出去陪读，也有的孩子很小就独自生活在国外，还有的家庭从小就不让孩子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而是在家自学，孩子稍微长大一点直接送到国外去读书。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从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美国接受基础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增长了23.5%，接受高中教育的增长了50%，这还只是留学美国的数据，还有大量去英国等其他国家学习的孩子，由此可见留学低龄化趋势之显著。

　　低龄留学，对家长、孩子都有一定的风险，有的还出现了“水土不服、被迫回流”等现象。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也很难想象低龄青少年能在境外培养出“中国心”。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家庭热衷于送低龄孩子出国读书呢？

　　这几年我做了一些分析和调研后发现：躲避国内激烈的高考竞争、对于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不认可、对未来就业形势的担忧等，都是构成目前出国留学低龄化的重要原因。不过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教育供给端产品的不足，缺乏具有国际适应力和竞争力的优质教育资源，民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造成了外溢。

　　因此我们建议，要促进教育多样化发展，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探索多种办学模式，办好具有现代化水平和国际品质的中国教育，努力把高端教育需求留在国内。同时，还要促进教育事业和教育服务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创新和扩大教育服务多样化供给。

　　（作者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本报记者 叶晓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