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志》

　　“咬文嚼字”背后的“认死理”

　　图书出版编辑，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似乎只是“挑挑错别字”、“编排一下段落”、“修改一下标点”，甚至经常招致人们的不理解，很多人对操纵文字的人动辄讥为“咬文嚼字”——但这些“认死理”背后，使他们对“讲真理”的不但追求。

　　解放初期，我国植物学研究有所成就，但成果零散而不系统，而生态学、地植物学几乎还是空白。这种现状深深的刺伤了无数出版从业者的心，而一个合格的出版从业者，从来不是自轻自贱、也不会故步自封，他们头脑清晰，眼光精准。为迅速使我国在这些学科赶上世界的步伐，于拔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植物学、地植物学和生态学科学出版工作。

　　解放初期的出版行业，工作条件极差。印刷排版是铅排，改一次错字或错句，都是很麻烦的事情。而很多书籍的文稿是手写，很多老科学家行文多用繁体字，在没有电脑编辑排版、繁简体转换、插图或修改印刷等方便快捷的工具的帮助下，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需要编辑人工把关，要最终让一本没有一点错误的好书问世，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无数个夜晚，于拔先生和她的同事们就在昏暗的灯光下，熬过一个又一个的深夜和黎明。

　　 “镜子”中的影像：科技发展从无到有、积累、壮大、创新

　　从出版发行集中国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几十年研究成果、象征学科的成熟、立于世界之林的标志性巨著《中国植被》、《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1：1,000,000中国植被图集》等的出版发行，从《小麦》、《棉花》、《中国小麦生态学》，《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这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应用科学专著的出版，可以看到中国科技界，尤其是植物学、生态学界不断发展进步的脚步。于拔先生参与或主持了这些著作的组稿、发稿出版，甚至编纂工作。从解放初期学科图书、文献基本上以苏欧国家译著为主，到大量出版西方国家译著，再到我国科学家的专著、文章开始出版，并不断增加，是建国以来我国科技发展从无到有、积累、壮大、创新过程的反映。于拔先生自1954年到她离休后的2001年负责编辑出版发稿出版的300余部(种、册)（不完全统计）的植物学、地植物学、生态学译著、专著和学报恰恰是这些学科这一过程的缩影。

　　我国幅员辽阔，纵跨寒温带到热带，横跨湿润到干旱不同的气候带，兼有复杂的地理地形地貌，孕育着丰富的植物资源，生态系统资源，生长着31,141种维管束植物，据世界第三位，支持着各种不同的陆地生态系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植物志》、《中国植被》、《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1：1,000,000中国植被图集》等的出版，是中国科学界几代人对中国的植物、生态资源的清查，是中国植物学、生态学家们经年努力的结晶，对中国植物学、生态学的发展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成就是怎么夸赞也不为过的。而今中国的植物学、生态学研究的迅速进步，大量的研究成果与这些坚实的基础研究不无关系。于拔先生生前也曾为她有幸躬逢其盛，参与其间而自豪。

　　与于拔先生同时期的老一辈出版界编审们，大多已经故去了，他们的离开，无疑是科学出版界的损失，但他们身上广博的专业知识，孜孜不倦的工作、学习精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及时、深入了解国内外学科的发展动向的敬业态度却仍在不断的激励和鞭策着新一代的工作者。当新一代的从业者们继承了老一辈科学家的认真、严谨、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追求高质量的科学态度、工作精神；传承了他们的优良传统，撇除名利的干扰，克服浮躁和急功近利，把事情做好、做细、做扎实的工作态度后，他们也将仔仔细细垒好每一块基石，继续建造我们伟大光辉的科学大厦。（特别感谢以下老师对本文的大力支持：李景文，崔海亭，赵士洞，马克平，葛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