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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大学募款的话题总能引起广泛关注：去年岁末，一笔给母校复旦大学的7亿元“豪捐”，让中国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卢志强收获了“中国好校友”的网络评价；几天后，《2016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学社会捐赠总额突破750亿元，清华大学以101.82亿元的累积捐赠额位居榜首。

　　动辄亿元、甚至上百亿元，乍一听，的确震撼。可若加以比较，却又映照出中国大学募款的无力。“据美国教育资助委员会最新发布的报告，美国高校仅在2014财年就获得各种捐赠总值374.5亿美元。虽然近几年美国经济不景气，但这仍比上年增加了10.8%。”云南大学高教研究院教授罗志敏介绍。

　　相去甚远的募款数额，意味着什么？

　　“未来，全世界高校都将面临‘办学缺钱’的困境，公共资金只是教育所需社会资源中的较小部分，只有调动起能支持教育发展的所有资源，才能共同支撑起一个规模庞大、由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共同构成的高教体系。”香港大学荣休教授程介明说。

　　当激活公共资源成为共识，中国大学该如何补上“募款”这一课？

　　国内高校对社会募捐“不重视、不透明”

　　国内大学有多少家从事募款的教育基金会？

　　两年前，刚过40岁的孙亚从校图书馆的岗位上调任教育基金会事务办公室主任一职时，大约是400余家。“按全国2000多所大学来算，实在太少了。况且这400多家良莠不齐，只有个别名校做得红火，其余很多压根就没有募款意识。”学信息管理的她，戏称自己是被迫“半路出家”：“其实圈子里真正专业的没多少。与欧美名校比，我们还处在募款的‘初级阶段’。”

　　有数据为证。在去年8月，7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公布的2014年度决算情况中，清华、浙大、北大和上海交大年度决算均超过百亿元，但其收入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收入和事业收入，捐赠收入占比极小。而反观世界名校，能否获得大笔捐赠是检验校长领导力的重要标准，社会捐赠也早已成为办学经费的重要支撑。“在去年哈佛大学公布的收入来源里，60%来自项目支持，30%来自学费，剩下10%全部来自捐赠。”程介明介绍。

　　刚进入某高校教育基金会两年，刘华却早已体会到中国高校“不差钱”的思维惯性：“几乎人人都认为，学校有公共拨款，捐赠只是锦上添花，有没有都行。”

　　孙亚也直言“工作压力并没那么大”。在这个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教育基金会里，只有她和另一个年轻男孩；工作“只在校庆前后忙一阵”，“有人捐款就接着，要么就是项目到眼前了，临时找找人，真正成系统、有计划运作的比较少。”

　　“大多数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并不重视社会募捐。即便是获得了，在回报捐赠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时常引发争议，比如学校回报给捐赠者冠名，学校和企业间进行利益交换、使用捐赠经费不透明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国内高校对社会募捐“不重视、不透明”。

　　高校募款，真没那么重要吗？

　　事实上，在如今众多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中，募款能力早已成为重要一项；教育部此前公布的“985”工程大学三期评价体系中，也新增了“学校获得捐款在学校经费中所占比例”这一指标。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传统的高校财政模式已难以为继。当教育发展遇到很多机会的时候，只有财政拨款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四处找钱’必将成为高校常态。”曾任港大副校长的程介明从事募款工作多年：“这也有助于大学实现‘公币范式’向‘开拓范式’的转变。公币范式下，资源指导计划，高校往往少钱少干、没钱不干，预算就是极限；开拓范式下，有助于大学用梦想开创局面，让社会分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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