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理念羁绊大学募款发展

　　前不久，在听完程介明的一场“大学如何募款”的讲座后，孙亚对其中一个细节感触良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港大校长每周都会专门利用一个下午与学校筹款团队讨论工作。“在国内高校，没有‘一把手’重视，募款根本搞不起来。和其他职能部门比，不少学校教育基金会太边缘。领导有太多的事情要关注，教学、科研、引进人才……直到现在，甚至不少人认为募款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刚刚就职时，孙亚也曾有过“积极开拓”的念头：“当时在跟某企业争取一笔捐款，想请校长‘出马’助攻，可几次跟校办沟通，他们觉得数额不大，‘没有必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可就是这个让不少国内大学校长觉得“拉不下脸”的事儿，却是当今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校长最核心的工作之一。

　　“在美国大学，校长、院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募款，他要是没募到款，可能就得辞职。我有一次和几位老师去麻省理工学院见一位院长，我们早上见的他，他说中午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了，因为他要从波士顿飞旧金山，晚上要跟旧金山的一位捐赠者一起在机场吃饭，吃完饭以后他在机场的酒店过完夜，第二天一早再回来。你想，他用6个小时飞过去，再用6个小时飞回来，就是募款去了。这些校长、院长、知名教授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做，但是募款这件事他觉得比别的事都重要。”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主任潘庆中认为，中国高校对于募款的观念亟须加强。

　　但也有在“重视”方向上跑偏的。据报道，一年多前，在大连理工大学基金会成立五周年大会上，该校党委书记张德祥就称“甘愿磕头作揖为大学募捐”。

　　程介明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募款不是伸手乞讨、不是委托，更不是买卖，而是让社会认同大学使命的过程，是一种共同理念的碰撞，一种‘强强伙伴’关系的建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末，为适应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港大想给每个学生配一台手提电脑，这笔昂贵的开支只能通过筹款完成。“我们先后找了几家电脑供货商，谈的时候从‘改变世界的学习形态’入手，这就不是一场简单的筹款，而是梦想的实现了。”

　　建构募款文化是关键

　　中国高校究竟该如何补上“募款”这一课？

　　孙亚把目前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状况总结为“三缺”：缺重视、缺队伍、缺文化。“我们甚至不知道，从哪些点能够打动捐赠方，让他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

　　程介明认为，当下国内大学要做好募款工作，除了要具备清晰的理念，还要有一支会塑造项目的专业团队：“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最好是有着一定学术地位或者公信力的学术人员，最忌讳的就是随便找几个人就出去筹款，这一定不会成功。要知道，每一笔筹款都是你代表一个大学与社会达成合作的过程。”

　　科学的运作也至关重要。在为苏世民项目募款时，每见一个捐赠人，潘庆中都会明晰给出款项用途清单：“比如支持一个学生一年的奖学金需要多少钱，组织学生参加一个社会活动需要多少钱，一个田野调查需要多少钱。就像你买苹果手机，商家会把配置一一写清楚，让你知道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更重要的是一种募款文化的建构。

　　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陆登庭总结过三个筹款秘诀，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每年一度的校友返校庆祝大会前，站在会场入口同校友们逐一握手寒暄，笑容可掬地给每人送去几句亲切问候。”

　　“一定要做好捐赠人的联络和维护工作，千万不能‘有枣没枣，想起来才打一竿子’。从这个角度讲，基金会和校友会应该是募款的绝佳搭档。”程介明对此深以为是：“还要经常性地组织一些联络活动。在做募款工作时，我使用最多的领带颜色是红色和黑色，红色用来参加生日会，黑色参加丧礼。只有先和捐赠人成为朋友，才有进一步达成共识的可能。”（本报记者 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