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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教科书的启迪(教育眼)
2016-01-07 07:17:00
 

  “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项目成果日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发布,呈现了我国教科书百年发展的立体图景,揭示了教科书百年演进的规律。百年来,一本本教科书把科学知识和人类文明变成了一滴滴雨露,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汇就了中华文化奔流不息的江河;百年教科书是浓缩了的百年中国史,承载着无数仁人志士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梦想,见证了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傲然腾飞的伟大复兴之路……

  书与史

  在理想与现实间引领社会

  回顾百年来中小学教科书发展的历史,从最开始翻译借鉴西方的教材,进行“消化吸收”,到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发展、改革之路,教科书“活化石”般地记录了百年间的沧桑变化。

  教科书是文化传承的“接力棒”。《孔子世家赞》《大清龙兴》……清朝末年的教科书,以经史之学为基,强调礼义廉耻、忠君尊孔,虽然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不乏封建糟粕,但其传承作用不容置疑。

  教科书是民主科学的“催化剂”。“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民国初期的教科书,已包括修身、国文、算术等十几种科目。此时的教科书顺应辛亥革命时代潮流,注重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

  教科书是危亡时期的“宣言书”。“制作防毒防空用具,练习驻防空壕地下室的设计,对军用器具进行研究……”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教科书,此时的教科书装帧粗糙,却带有浓重的战争烙印,激荡着“国难教育思潮”。

  教科书是社会进步的“推进器”。“月光光,月光光,小孩子,上操场。土炸弹,木壳枪,开步走,瞄准放……”这是苏区、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前夕,教育家叶圣陶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就要送到哪里”的口号,并担负起为新中国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历史使命。

  《开国大典》《英雄黄继光》《朱德的扁担》……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教科书,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文革”十年浩劫,教科书横遭摧残,此后,中小学教材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整顿恢复全面展开。如今的教科书贯彻课程标准的理念,强调与实际生活、社会生活的联系,关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以学生为本,体现时代性,实现了多样化、系列化、立体化。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教科书都是国家意志、民族意愿、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近百年来,教科书以其独有的方式反映了中华民族觉醒、探索、抗争、发展、奋起的历史,培育造就了一批批时代栋梁。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书与史”的关系呢?

  “毫无疑问,教科书编写应该‘与时俱进’,但这种‘前进’不是盲目的‘跟跑’,要有自己的想法,在依照教科书内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审视和判断,作出相应的调整。”人民教育出版社综合文科编辑室副编审王世光认为,教科书的编写不能“与世浮沉”“随波逐流”,仅仅局限于社会变迁的注脚,必须有自己的灵魂。“教科书需要立足现实,但要高于现实,既反映社会,也要引领社会,力求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寻求最佳平衡。”

  广与深

  在统一与灵活中因材施教

  在教科书编写中,“广与深”是一对辩证统一的矛盾。一方面,为了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需要关注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教材要具备“广”的特点;另一方面,社会需要高精尖人才,教育要更好地发挥选拔功能,教材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深”。随着新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变迁,对综合性、创新性人才的需求日益突出,教材越来越需要处理好广度与深度的平衡。我国教材的发展,便是长时期在“广与深”的对立统一中曲折前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那时的教育百废待兴,“编辑们急切地想把更多更新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们,但低估了‘文革’对基层师资和教育基础设施的摧残,于是,新教材难免‘消化不良’。”一位老编审说,这套教材为改革开放后新一代中小学教材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教学要求过高,多数学校、学生不能适应。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亲自抓降低教学要求工作,高中教科书分成较高要求的“甲种本”和基本要求的“乙种本”。但由于高考“指挥棒”不分“甲乙”,所以,即便使用“乙种本”的学生,也千方百计搞到“甲种本”。

  “由此可见,真正指挥学校教学的不是大纲、教材,而是高考‘指挥棒’。考什么学什么,导致学生知识面越来越窄,不仅助长了高考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深挖洞、搞难题的风气,加重了学生负担,而且造成学生知识面的欠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老编审指出。

  那么,教材究竟该怎样实现“广”与“深”的有机结合呢?

  既要“统一”,又要“分流”。“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徐岩指出:“社会对各种专门人才和普通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需求是多样的,个人特点又千差万别,教材应该在为他们打好统一基础的前提下,再为他们打好分流的基础,为发展他们个人的兴趣特长提供条件,使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得到发展,这样才能真正面向全体学生。”

  既要“普及”,又要“提高”。“就教科书编写来讲,‘广与深’的问题可能永远无解,但它时刻提醒编者,如何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王世光认为,教科书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一对多”,不可能给每个孩子量身定做教科书。现实中的教科书,对于这个孩子可能浅了,对于另一个孩子可能就深了。教科书编者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编写出有弹性的教科书,兼具统一性和灵活性,既有面向全体学生的基本内容,又有不作统一要求的内容,从而有利于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乃至授课教师本人对教科书的广度与深度进行重构,从而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既要“立足广”,又要“照顾深”。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编辑室主任谭永平以生物教材为例指出:“中学生物课首先应该立足广,让学生建立起认识生命世界所需要的基本事实、概念。在此基础上,如果有必要,某些内容可以考虑加深,让学生更好地认识生命的本质。”

  人与书

  以学生为本方得本心

  古往今来,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学习都是一个苦差事。那么,教科书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书为本”?重在把知识说全说深,还是重在让孩子理解接受?这是历代教科书编写者最为专注的话题之一。

  早在清朝末期,教科书编写者就开始关注儿童心理,比如,“教科书选编花草景物之文,按就学时期排列,使儿童易于实验;所选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

  在民国时期,低年龄段的教科书强调联系儿童生活实际,并多以韵文、诗歌、故事等引发儿童兴趣,如:“猫欢喜,一只老鼠到嘴里。狗欢喜,两根骨头丢下地。鸡欢喜,三个小虫一把米……”这个时期的教科书在插画、字体、版式等方面分外着力,儿童文学成为教科书中的一道闪亮风景,例如《你猜是什么》:“绿衣邮差上门来,送上小小一个袋,什么东西在袋里?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作声,事事说得清。你想是什么,说来给我听。”这样的文字没有过多说教,寓教于乐,读来颇有趣味。前段时间脱销的《开明国语课本》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现了“儿童”这一核心教育对象。

  那么,汲取百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与书”的关系?项目组研究认为:教材应该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本,关键在照顾学科严谨性、逻辑性的同时,关照学生的学习规律、心理与年龄特征,实现科学性与可接受性的辩证统一;内容编排宜由浅入深,叙述应具有可读性,版面应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应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既要利于引导学生思考,又不能取代教师教学。

  教科书是受众最多、发行量最大、对人的影响最深的书籍,不仅会影响个人知识学养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更会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总结教科书百年历史,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意义深远。

  《 人民日报 》( 2016年01月07日 18 版)


编辑: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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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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