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查处的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事件，其中两起涉及校长挪用贫困生生活补助资金。一起是，袁场中学副校长张金刚将套取的贫困生补助资金、寄宿生生活费，用于送礼。一起是，郑屯中学校长陈万龙用贫困生生活补助，给学校行政班子及教研组长发放奖金。（央广网 9月27日）

　　贫困生补助金，校长挪作他用，而花钱的方式更是令人咋舌。暗流涌动之下，这笔钱似乎成了“万金油”，哪里有需要，就被巧借名目偷挪到哪里。其实，公款送礼也好，发放奖金也罢，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这儿：这笔钱并没有花在贫困生身上。

　　是这两位校长太“任性”？梳理一下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有权就“任性”的校长和学校还真不是少数。海南一校长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学生签名，连续6年冒领贫困生补助。在被查时，该校长堂而皇之地称“补助款已经花完了”，如此大言不惭，不知该让谁汗颜。比起明目张胆的挪用，有些学校的做法则更为“巧妙”：陕西安康一中学私自将贫困补助金扣留，以自制代金券的方式发放给贫困学生，称是为了防止钱被家长花了、防止学生辍学、防止学生交不起学费等情况。如此解释真让人“醉了”，学校的“手”伸得也太长了点。

　　贫困生补助金的“腐败账本”中还藏有多少猫腻？我们不得而知。需要追问的是，为何这些补助资金屡屡成了涉腐的“重灾区”，成了觊觎者都想分享一块的“唐僧肉”？

　　利之所系，趋之若鹜。一则，挪用贫困生补助金的问题出在了环节太多之上。按照一级级发放的标准，补助金要经历中央、省、市、县等重重环节，最后才到达学校和学生手中，如此层层下达，本身就有被“截留”的风险。二则，资金发放过程中缺乏监督，发放贫困补助的手续还不够严格和规范。如一些学校不是将补助金直接发给学生，而是由班主任代签字领取，至于有没有发放、发放了多少，则成了校长或班主任的“秘密花园”，不可为外人道也。

　　试想，若按照贫困生名单进行追查和回访，把发放情况曝晒于“阳光”之下，还有人敢如此任性和贪婪吗？如上海市就规定，该市学校每学年定期对全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一次资格复查，不定期地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一经核实，严肃处理。可见，若贫困生补助在透明“玻璃房”里展开，权力就没有了任性的空间。

　　在这样一个信息流动便捷的时代，互联网大数据对生活带来的颠覆随处可见。在贫困生补助金的发放环节上，完全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的力量改变环节过多的弊端。可以建立全国联网的统一登记制度，据此，便可以知道全国有多少贫困学生、其分布情况、年龄以及家庭状况。资金可直接打入和名单相对应的账户上，从而减少中间环节，实现资金的精准化有效对接，防止救济款被挪用。这一设想算不得“脑洞大开”，巴西采取该项措施对贫困家庭进行补助，目前来看，效果不错。

　　设立贫困生补助金的目的在于鼓励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合理、实时、足额的发放是前提。贫困生补助成为“唐僧肉”，一些校长“前腐后继”，屡屡成为补助金发放中的“肉食者”，权力制约的不力难逃其咎。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离不开制度层面的监管，同时也应减少发放的中间环节，将发放情况昭示于阳光之下，如此，才能真正惠及贫困学子。（于珍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全媒体中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