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公益诉讼”暴露法律空白

　　近年来，虐童案件屡屡被曝光，但罕见当事人“倒打一耙”起诉曝光者的案例。

　　李轩认为，此案可视作一种“逆向公益诉讼”，可以让更多公众意识到现行法律中的漏洞。

　　“因为目前国内还没有‘虐待儿童罪’这一罪名，对于发生在家庭中的虐童行为，勉强接近的是虐待罪、遗弃罪和故意伤害罪。但虐待罪、遗弃罪都有一定的罪状和严重程度要求，而故意伤害罪也要看虐待行为是否达到轻伤。只按照故意伤害来处理，可能也不足以让施虐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李轩告诉记者，“而法律对于介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虐待行为，暂时没有相应的规范进行惩处。”

　　今年4月19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南京检察称，浦口区检察院对涉嫌故意伤害罪的男童养母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但同时表示，这不意味着不对其追究责任。另据本报报道，今年7月21日，男童养母因涉嫌故意伤害而被提起公诉。

　　李轩说：“法律界近年一直在呼吁增加虐待儿童罪。虐童罪的量刑应当至少高于故意伤害罪，程序法上应增设人身保护令制度和完善监护人资格撤销与指定制度，这样才可能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王振耀告诉记者，在欧美国家，对儿童往往有一套严格的社区保护机制。一次他带领慈善组织到美国参加培训学习时，惊讶于当地的儿童保护“一小时制”——如果出现打孩子的行为，专业的社区工作人员会一小时内到达现场，立刻把打人者带走，“哪怕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荆，去年曾应邀到美国洛杉矶亚太家庭服务中心讲课。他注意到，4月男童的养母取保候审后，并没有接受任何学习、教育和训诫。

　　“在美国，一位单身母亲的经历令我印象深刻。”他回忆，这位母亲的孩子再三偷钱，被她发现后，到学校找到儿子，既生气又伤心的母亲解下皮带抽了儿子三下。老师看到后立刻报警，而后，这个妈妈受到调查、起诉，被判社区学习80小时。法院还规定，这个母亲必须与孩子隔离，一周只能见孩子2个小时。在此期间，由政府出资，孩子送由社区工作者监护。

　　张荆也注意到，上述模式难以被复制的一个很大掣肘因素是，在中国，儿童受到虐待后，“谁来管”的问题非常突出。

　　“当监护人出现虐待行为后，应该由谁来管孩子？在以往案例中，有人把受虐儿童送到公安局、法院，但这都不是儿童的专业监护机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中，对此也无明确规定。”张荆认为，在监护人实施虐待行为与重获监护权之间，存在“中间环节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