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脱管”的托管班
焦海洋 绘
■特约撰稿 王建强
下午4点多，在四川省成都市神仙树西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一个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在“昂立安亲课辅”、“南山学校”、“优胜教育”、“惠源学校”、“陶氏远航教育”等各种指示牌的引领下，成群结队地来到不同的托管点，开始度过他们的课后时光。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成都各中小学校门外上演！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照看，只能让孩子托管了”
“好好享受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光吧，因为到了小学，除了辅导作业，单单接送孩子就能让你愁死！”家长间的善意提醒，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小学生一般下午4点左右就会放学，但家长大多要到五六点才能下班，孩子放学后的一两个小时怎么安排，成了很多家长心中的痛。
“每天中午、下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照看，只能让孩子托管了。”家长付莉告诉笔者，女儿上小学的前两年，一直把她寄放在老师家中，“毕竟孩子和老师很熟悉，偶尔还可以给孩子进行一些学习上的辅导”。随着校内托管的“清场”和在职教师不能办托管机构或补课后，付莉只得将女儿寄托给校外托管中心。
面对家长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的两难选择，一种以专门负责接送、看管、辅导孩子为职责的新的教育机构——课后托管机构应运而生了。
春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在成都市各中小学的校门外，各种托管班、兴趣课的宣传大战烽烟再起。
一个个穿着色彩鲜艳衣服的招生人员，捧着厚厚一摞宣传单，向进进出出的家长、学生散发各种托管班的宣传单，吆喝声此起彼伏。
面对这些如雪片般飞来的宣传单，大多数学生家长并不拒绝。一名赵姓家长坦言：“这些宣传单还是有用处的。我的孩子读小学三年级，数学不太好，我想趁机帮孩子把数学补上去，有这么多托管班，选择余地很大！”
在成都市，几乎每个学校附近都有提供接送、辅导、就餐服务的托管机构。这些机构主要集中在学校附近家属区及周边的写字楼，是由私人承办的属于家庭作坊式托管班，也有各种培训机构衍生出的托管班。规模小的可以接纳几个、十几个，规模大的可以接纳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在神仙树西路短短的两三百米的街上，就汇聚了优胜教育、昂立安亲课辅、惠源学校、韦伯双语、乐博机器人5家培训托管机构。如果加上学校附近家属区内的家庭作坊式托管班，不会低于20家。
成都究竟有多少托管机构，谁也无法提供一个准确的数据。在成都1000多所中小学校中，以每所学校外面有两个托管班的最保守估计，至少有2000多个托管机构；以每个托管机构接收10名学生来算，成都市160多万名中小学生中，至少有两三万名学生参加托管……
不仅是成都，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在泸州实验小学旁的一栋居民楼里，就有3家托管机构，在离该学校几百米远的某小区内，托管机构不少于5家；在泸师附小的校门口，每天中午下午放学，前来接送学生的托管机构至少有30多家……这种状况，在市内其他学校周边，也是如此。托管班遍地开花的现象，说明其确实是社会所需。
不少家长工作繁忙，对孩子放学后到下班前这段时间实在无暇顾及，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家庭虽具备照看孩子的条件，却担心孩子得不到专业辅导；还有一些家长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无法对孩子的课业进行辅导……
“课后托管解决了家长无暇顾及孩子的‘时间障碍’，满足了家长的需求；同时还破解了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延伸的‘教育空白’，弥补了学校及家庭教育的不足，担负了一定的社会教育的职责。”对课后托管的价值，成都双林小学校长曹秦蓉说。
“对工薪阶层而言，托管费用太高了”
暑假来了，学校周围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家长，他们正在为孩子选一个合适的托管班而焦心。
“有没有适合5岁小孩的暑假托管班？我家小孩的幼儿园6月底就放假了。但暑假这两个月没地方去啊！只是想找个托管的，白天唱唱儿歌、画画儿倒是可以，可真要是塞那么多学习内容，我还有点舍不得。”一位母亲正为女儿暑假上托管班的事发愁。
“价格再高，我们也愿意放在能够托管的地方。”孩子在宜宾黄冈实验学校读小学一年级的胡女士，也在为孩子找假期托管班的事而心焦。
胡女士想把孩子送到有人专门看管的托管班进行全天托管，可询问结果却让她有些失望，除了一些绘画、书法、音乐培训开班招收学生外，没有一家专业的全天托管班。
“孩子放假了，我根本不可能全天陪着他，每天中午请假回家照顾孩子根本不现实。”胡女士苦恼地说，“假期里，孩子和大人真是比平时上学、上班还累！”
“对工薪阶层而言，托管费用太高了，我们承受不起！”对家长而言，除了考察托管的安全性与质量外，托管费用的高低也是一个重点考量的因素。
在成都，托管班的收费一般是在每月600元至1500元之间，但也有一些高档小区收到了每月3000元左右，如金苹果附近的小区。当然，中和中学外面的10多家托管机构，低的只收每月四五百元，但一个老师要带一二十个娃娃。
上午从8：30到11：30、下午从15：00到17：00，泸州江阳区的学生空隙时间更大，中午有3个半小时、下午有1个半小时的家长“管理真空”，于是就出现了“午托”、“晚托”、“全托”3种形式。“晚托”的费用一般在每月500元至600元，“全托”则至少在每月1000元以上。
除了由学校组织的校内托管班、由培训机构衍生的托管班和家庭作坊式的托管班外，还有一股暗流在涌动，那就是极个别教师私自在家“喂猪儿”。
在成都，一些家长下班后，匆匆忙忙地把子女送到老师的家里去补习。这种“喂猪儿”的现象在一些重点中学比较普遍。即使价格再贵，家长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对于在职教师的托管行为，出于公平教育的考虑，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都普遍禁止在职教师进行有偿家教。
“绝不允许带自己班上的学生，这有点以权谋利的味道！”对教师“喂猪儿”的现象，成都一位女校长在教师会上严正警告。而在泸州，每年都要开除个别顶风作案的教师。
“由于缺少经费支撑，校内托管班无法开办”
为什么校外课后托管如此火爆？这还得从去年四川省取消校内自愿托管费说起。
去年，四川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等部门在清理整顿收费项目时，把每期62元的自愿托管费取消了。在泸州市江阳区，原来向学生收的这62元，主要用于教师上第三节托管课的课时补贴。
其实，“砍掉”校内托管班是源于对收费的规范。早在2004年秋，教育部规定全国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都实行“一费制”，学校必须执行统一规定的收费标准，不许乱收其他费用。2006年6月29日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除了受“收费”这个硬杠子的制约外，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还受在校时间的约束。2009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要严格控制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不得占用学生课间休息与放学后的时间。学生每天在校教育教学活动时间，小学不超过6小时，初中不超过7小时，普通高中不超过8小时。
面对政策上的调整，江阳区的校长们免费给学生上了一期校内托管课后，再也无法延续，于是就从2015年春调整课时，把上午的第四节调到下午来上。自然，从11：30到15：00，中午就有3个半小时的空隙，而下午放学时间距家长下班时间也有1个半小时。
而在成都，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鼓励开展小学生放学后“托管”服务的通知》，鼓励各区县开展小学放学后的托管服务。校内托管班可以搞，但不能碰“收费”这根红线。
“市上有文件，虽然在倡导，但措词比较含糊，没有触及收费等关键性问题，大家自然就不敢乱动。由于缺少经费支撑，校内托管班无法开办。”谈起这一文件，锦江区的一位校长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是全市倡导，那各区县各学校就不能各自为政，要多为教师与家长考虑，统一规划，科学安排，全面推进。”
“不允许学校收家长少量的托管费用，却允许社会机构收取家长大量的钱！”有的教师表示不解。而家长也是抱怨不断：“与过去相比，每期只需交几十元钱就可以，但现在我们要付出的费用却是原来的几十倍。”对此，不少家长迫切期望学校能把课后托管恢复起来，切实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
“如果政府不许学校收，那就应单独拿出专项资金来解决这一民生工程，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直接推向社会。”不少校长表示，规范学校收费是好事，但“校内托管”这项便民服务不应该取消。
“社会托管机构良莠不齐，急需规范管理”
“平时回来，看到孩子都是把作业做完了的，但一到考试时却做不完！平时测试与正式考试时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家长王先生困惑地说。
原来，部分家庭作坊式的托管为了留住生源、降低流失率，对学生的错误与缺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向家长反馈学生近况时，对其子女尽是夸赞，对其存在的问题轻描淡写。这就使得工作忙、与子女沟通少的家长常处在被蒙蔽的状态，不能发现孩子成长中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纠正，延误了孩子的发展。
一些家长把孩子送到托管班，除了想甩掉“小尾巴”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孩子能在那里学习。但一些托管班的做法却与他们的初衷相悖，有些托管班只是一味地带孩子做游戏，或者给孩子看电视、放影碟，纵容孩子打架、骂人等不文明行为。孩子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课余时间，没能完成作业要求，还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惯。
李先生把孩子送到校外托管班3个月后，就再也不让孩子去了，因为他发现托管班的老师为了省事，竟然直接把作业答案告诉孩子。
“去托管班没有意思！”一年级家长说，她在接孩子回家的路上，经常看到有学生直言不讳地对来接他的年轻老师说：“我不喜欢你！”
在南山学校五年级的托管班里，笔者亲眼看到学生一边做卷子一边说话，中途随时呼叫老师。而这位53岁的女教师也乐意被“使唤”。
“我看的第一个托管班是江北一个学校边上的，一进去我就呆住了，那是个店面房，隔了两层，一层也就40平方米，但两层居然挤了100多个小学生。”正如家长张先生所言，不少家庭作坊式的托管机构因人数多、教师少而应接不暇，自然就很难辅导好孩子。
“一个老师管4至6个学生没有多大问题，但如果管10个学生，很难保证辅导质量，只能盯着完成作业，要想完成检查作业这项任务是比较困难的。”长期从事学生课外辅导的袁老师说。
大多数托管机构要么无照经营，要么打政策擦边球，注册为“教育咨询公司”或“家政公司”。按照教学场所标准，绝大多数托管班的硬件设施和规模，都达不到要求。
“对托管班的招生，我们并不特别强调，而是顺其自然，只是想把门开着，让堂子亮起来，为的是周末培训的咨询与招生。”从惠源学校周校长直白的话语中，我们看到，培训机构衍生的托管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越强大的校外培训机构越不做托管，名师堂的学生有上千人，但就是不做课后托管。”在周校长看来，大的培训机构并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托管上，其原因在于课程培训的利润是托管的10倍以上。而托管班因收费相对较低而聘请不了优秀的师资，自然就难以保证辅导的质量。同时，辅导教师大多没有教师资格证，多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经验不足，很难保证辅导质量，这些人大都存在着“替人家看孩子，收钱就完事”的心理。
“社会托管机构良莠不齐，急需规范管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当然，我们不能把托管班‘一棒子’打死，市场上也有不少口碑好、有资质的托管班。社会托管班需要得到有效监管，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托管行业的规范管理，尽快取缔那些无资质、不规范的托管班。”
（作者系《四川教育》杂志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