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有媒体曝出高考保送生中猫腻多，某高校保送生众多为厅官子女，从而引发公众对高考招生制度中的保送生制度的质疑，保送生制度该不该废除被成为舆论议题。

　　对此，还是先看一些基本事实。根据阳光高考招生平台2014年显示的数据，全国23个省份有保送生，总数达到2813人。高考大省广东以286个保送名额稳居保送生输送量榜首；北京、上海的保送生比例也在全国位居前列；安徽与山东的高考报名人数相当，山东的保送人数是安徽的近35倍；而海南、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8个省份没有一个保送名额。保送生名额分配上的不均衡已被诟病多年，东部地区保送生人数远高于西部，甚至一些西部省份全省保送人数不及东部省份一所学校的保送生数量。

　　高校将保送生的录取人数按计划划拨给各省份，虽然能从生源质量更高的省份招录更多的人，但不容忽视的是，它加剧了全国不同地区间教育的不均衡，也会造成某种不公平――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山区的学生，实际上要依靠自己个体的智慧与能力，和东部强大的中学竞争，要与保送生的制度竞争，机会就会相当有限。此外，即使是中西部的优秀学生，也必须首先为当地的教育、经济相对落后埋单，然后才能与东部的普通学生竞争，而保送生制度却在这个基础上又添上一个台阶。

　　保送过程由于缺少客观、刚性的评价作为依据，很容易被不受监督的权力钻空子。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保送生制度就频频曝出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案例。推荐环节人为因素、社会政治背景发生作用，通过关系买好评和荣誉，为保送生积累资本；公示环节小范围内部讨论走过场，信息不全隐瞒关键内容；审核环节真伪不分，明知有假却招架不住掌权者多次打招呼，高校为了眼前小利放弃招生质量标准。多年来保送生制度的诸多漏洞，业内人都心知肚明。之所以还要维系这项招生制度，主要原因是相关当事方各有其利，不愿意接受公众有效的监督。一些特殊群体将保送生渠道异化成为子女升学捷径，令人忧心。

　　这种容易被钻空子的政策之所以存在了这么多年，既由于政府对公开性要求不够严，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对教育的包揽和计划体制根基尚存。保送生制度在特定时期存在着不合理也不公平的现象，一部分人从中获取特殊的权益，另一部分人必然受到伤害，对中国教育不均衡生态的影响十分巨大。

　　从来源上看，保送生基本来自各省市级重点甚至全国重点中学。显示出保送是有条件的，而这些条件与学生的资质具有名义的相关性。2014年最常用的名义是优秀生、奥赛生、外语生；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非学生资质因素的显著影响。全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具有保送资格的学校无疑会吸引更多的生源，久而久之，无论是优质教育资源还是学生数量都会集中于此，越发引起资源分配不均，推高择校的恶性循环。

　　再看看这些保送生的流向。2014年全国保送生近一半都涌向了北京的高校。贵州、陕西、湖南等省保送生全部上了北京的高校。北京的16名保送生也全部选择留在本地。这样对那些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排在全国高校前列的北京之外的普通院校就很不公平，也难以实现学生潜能与学校优质专业条件的最佳组合。最终限制了高校多样化发展，加剧了高校同质化，限制了普通高校依据自身优势发展所需要的相应生源配合。破坏了高校之间校际伦理基础。

　　从有利于培养人才和实现教育公平的角度看，最终必须彻底消除保送生制度。解决保送生问题的途径在于招生制度的并轨，非经过专业测评或获得学生学习的真实信息不考虑招生。同时要促进学校参考独立第三方的专业测试结果，学生与学校之间在加深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双向选择，这样才能做出对于考生、学校和社会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

　　然而，情况并非令人放心。由于保送项目减少，2014年保送生人数已经缩减一半以上，仅有2813人，2015年全国具有保送生资格的考生有3212人，其中省级优秀学生442人，外国语学校推荐生2520人，国际五项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员250人。显示保送生总数较上年有所上升，全国保送生的总量仍然比较大，也说明是否废除保送生制度尚处在摇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