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人们从文革中醒来，但面对的是未知的未来和情感的空虚。有些人走上了迷途”胡勋璧回忆道。

1981年，胡勋璧被提拔为这本“体制内”杂志的主要编辑。在那个“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时代刚刚过去后的几年里，沐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很多杂志也开始留出一片试验田，刊登一些稍具人情味的百姓故事，而就是这些躲在时政文章背后的不起眼的故事，让胡勋璧嗅到了巨大的价值。

“人们期望重新寻回支离破碎的正常情感，我当时感觉很强烈”胡勋璧说。

那时，在胡勋璧的办公桌上，成堆的读者来信，大部分都是对贴近生活故事的反馈，很多人甚至直接倾诉咨询自己的人生困惑。胡勋璧在20多年来，无论再忙，始终保持着阅读读者来信的习惯。

社会新闻的内容也有了变化。胡勋璧的脑海中，清楚地记着地方报纸刊登的一则新闻：一个大学生求爱失败后，用刀剁下自己指头。如今，这不算什么新闻。而在那个情感压抑的年代，无异于重磅炸弹。

胡勋璧并不是第一个感觉到人们情感的巨大需求和空白。1983年，广东妇联主办的《家庭》杂志一经问世，马上取得了巨大的发行量。另一份主打心灵故事的杂志《读者文摘》(1993年更名为《读者》)，也迅速风行大江南北。

胡勋璧有了信心，同时也有了紧迫感。他开始游说湖北省妇联，取得支持他办一本杂志的构想。

在那个鼓励走向市场的时代背景下，胡勋璧的想法得到了支持。他和几个同事，开始向社会为这本即将问世的杂志征集刊名。

在踊跃的投稿中，胡勋璧留下了“女性之光”和“知音”这两个名字。最后他选择了知音。

“我期望这本杂志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贴近真实人生，贴近读者的知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