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与西方的对话从未断裂

黑河引水工程提上议事日程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背景之一是，西安由于多年过量开采地下水，著名的钟楼、大雁塔均发生沉降，大雁塔甚至因此而倾斜。

于是，西安城市发展的逻辑再次回到了大雁塔。

而如果追寻着大雁塔的逻辑对长安城历史进行讲述的话，就会发现，这座高大建筑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对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的见证者而出现的。

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城市，也是实际上最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场所，包括货物、音乐、艺术，当然还有宗教。而提到宗教，除了与大雁塔一起载入史册的玄奘法师外，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个颇觉代表性的事情，那就是大秦景教在中国的流传。

今天，西安碑林的展示大厅里，一块让无数西方基督教徒神往的碑刻，安静的屹立在那里，这就是《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

该碑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1625年在西安出土，遂成为了西方奉为基督教在中国合法传播的重要文献，也让西安在盛唐以后，尽管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东迁和南移，因为这块碑，再次使西安在西方世界备受关注，很多西方人更是对来到西安一睹这块碑的真容而跃跃欲试。

期间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传奇的故事，1907年，一个叫何乐模的丹麦探险家来到了中国，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仿刻了一块，并历尽艰险运到美国，在美国展出8年，并用石膏仿制多块送给西方国家的一些博物馆，使得更多的人得以近距离参观，而这更激发了西方人对西安的关注。

当然，更多的西方人来到西安，不仅仅是因为这块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史红帅看来，自唐以后，西安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并没有断裂，而是一直在延续着，而且，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以西安为代表的内陆地区，依然是考察中国和认识中国最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很多西方的探险家、记者、传教士依然将自己东方之旅的重点放在西安。

“在他们的心目中，直到明清和更晚近的时期，西安都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其高大的城墙和巍峨的牌楼，可以与北京不相上下。”史红帅说。

史红帅向记者总结了唐以后西安与世界进行对话中几个标志性事件：

首先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与山西巡抚集中杀害一批在华传教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任陕西巡抚的端方，不但没有杀害在西安和西北地区的外国传教士，而是将这一地区的传教士护送出了陕西，这为陕西和西安在世界上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但11年后的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却发生了当地哥老会攻击并烧毁了位于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会学校事件，2名外国传教士和6名外国学生被杀，史称“南关教案”。后来该事件被一个叫贝克曼（beckman）的传教士写进了自己后来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中，并将此事件渲染为“西安大屠杀”，一时间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恐惧，这甚至可以被看做比较早的中国威胁论的起源之一。

如果说这些事件在西安与西方建立的联系中，西安还是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性城市而被人认知的话，那么，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西方再次意识到，西安这个曾经的帝国政治和权力中心，在安静了多年以后，这个地方再次上演了可以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幕，他们发现，对中国历史演进的关注，依然无法忽略西安这个城市的存在。

再后来，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让陕西和西安再次为世界瞩目，并成为来中国考察和旅游的首选之地，更加强化了其认为这里是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根脉的印象。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开启访华行程的时候，将其第一站选择在西安，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要了解一个民族，就要了解这个民族从哪里来”。此后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西安度过了自己的56岁生日。

而这些西方政要的到访，恐怕多少都带有克林顿的心思，那就是，在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崛起时，他们都希望知道这到底是威胁呢，还是机遇，而最好的答案恐怕需要到西安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时期的政治和权力中心来找寻。

今天，世园会在西安的举办，使得世园会第一次完全超越了一个简单的园林展览，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一次文化事件，而在这次展会中，西安用自己城市发展实践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来告诉世界一个“不一样的西安”，此外，更重要的是告诉世界中国文化的包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