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应对
上海证券报：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会给中国造成多大的影响？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而中国经济目前也正处于下行通道，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应对欧盟的动荡？
宗良：一方面，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欧债危机正在使我国的出口面临较大压力，今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数据较弱的主要原因就是受欧盟经济的拖累。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伴随着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大幅上升，流动性可能再次剧减，因此我国出口增速将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每次伴随危机的加重，出于避险的需要，全球对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投资资产都会大量地撤出，我国也可能面临资金外逃的风险。如果希腊违约风险进一步上升，更多的资金回流到美国等相对安全的市场，外汇占款将下降，对国内资本市场也将造成打击。综上，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我国的贸易和金融都将受到较大影响，国内政策也会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
面对当前动荡的局面，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应对措施。首先，我国应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必要时也可考虑对欧洲施以援手。这也有利于保持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基本平衡，具体包括：在欧洲各国财政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时，通过IMF或者联合金砖国家等多边方式对欧洲进行援助，中欧在经贸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其实体经济的恢复；通过联合国、G20等多边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增进与主要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沟通与协调，减少政策外溢效应对我国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次，应对我国经济放缓的现状，保证出口的平稳增长至关重要。我国应保持外贸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并引导企业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推进贸易合作，在拓展已签署自贸区协定合作范围和深度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密切经贸合作关系的可行性研究。第三，在欧债危机前景难测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的途径和内容都发生重要变化，我国须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管，加强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贸易信贷、短期外债指标等业务管理，构建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既要有长期的、制度性防范危机的准备，也要对短期趋势微调有更好的力度把握。贸易顺差的收窄压缩了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因此在调控工具的选择上需要更为谨慎，对调控效果的预判显得更为重要。
丁剑平：对中国的冲击首先会是银行业的净资产问题，因为中国银行业很难去理清到底有多少间接、直接的跟欧洲银行业的业务。目前还比较难以评估这些业务的风险敞口到底有多大。其次，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是以美元为主，但是欧元也占一定的比重，这会影响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再次，证券市场是联动的。现在已经不存在欧洲跌得很厉害，而中国不跌的情况，这与过去的中国金融市场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在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对人民币的利率会产生影响。一直以来，国外的利率普遍要低于中国的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利率还是偏高，热钱套利的可能性就大了。
碰到危机的时候，中国怎么办？我们会预期，中国开放资本市场的进度就会受到影响，以进行风险隔离。当然，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会更大，这会反映在出口规模之上。以前我们总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而现在，似乎没有国家能够幸免这次金融危机。
当前中国已经在对政策进行调整，通过改革来刺激经济。在刺激经济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消费需求的拉动、对垄断行业的打破在同时进行。
刺激经济的关键在于我们实体经济的方向把握上是否把握好了，是否有创新了。美国经济为什么能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走出来，这与这个国家实体经济中的创新是相当有关系的。像苹果公司之类的企业通过创新为这个国家创造的盈利有多大？还有就是日本在过去也是靠东芝、佳能之类的公司撑起一个国家，这就是创新的力量。
一个国家真正要能够站起来，关键还是靠产品创新，产品创新要靠融资，能够创新的企业融资融到了吗？实体经济是否有生命力，我们要看资金是否真的用到那些创新企业，创新产品上去了没有。在这些方面，中国要好好地想办法。
苏畅：欧洲目前对希腊的态度是等待6月17日的选举，此外并没有太好的选择，对中国来说可能也是一样。面对当前内需、外需同时疲弱，国内政策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种应对关乎在中国的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市场所热议的转型。单纯通过拉动投资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可能已经走到了极限，政府需要加速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收入分配、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这三个领域的改革，以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来催化内需的可持续增长。据上海证券报周鹏峰 颜剑
来源：新华网 编辑：张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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