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上了闻一知一的当”

“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激情，当我们把作品仅仅当成学生作业，去换取分数或学分时，我们对创作永远提不起兴趣。”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牧表示，正是王刚，让他们“触摸”到剧本创作的实际，进而感觉创作“不再是那么远的事儿”。

为了完成王刚老师布置的作业，凌晨两点多了，张牧还在观看《失恋33天》，从中挑问题、找毛病，“其实，这个作业要想糊弄也很容易，找找网友说了些什么问题就成，但我没有那么做。”

而刘震云的讲座，则改变了学生对文学的认识。

长期以来，文学院没有作家，文学渐渐变成了教授口袋里的教案，变成了教材上条分缕析的知识点。“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多少年没有沈从文的影子，没有张爱玲的影子，甚至萧红的写作，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但现在的情况可大不一样了。”阎连科提醒到，因为作家的到来，“文学”在校园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也许我们从文学史上学到的作家今天看来并没有那么伟大，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他的写作却可能更有意义，作家常常会讲被文学史忽略的东西。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不同于教材的、更为新鲜的视角。”

朱杉对此深有感触。根据教科书上的解释，文学通常被认为是生活的复制，比如它反映了生活，揭示了生活。“这样的阐释其实很难服众，如果它是生活的复制，我们为何要看文学，直接到街上看生活不就完了？”她坦言，“文学可以把生命凝固在时空里，这便是它存在的理由”。

而刘震云对闻一知一的尖锐批评，更让她和同学们有幡然醒悟之感：“我读了将近二十年书，基本上都是闻一知一。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自己很少主动去考虑‘一’以外的东西，而且只知道‘一’，不能灵活运用。”朱杉意识到，习惯于闻一知一，做不到闻一知十、触类旁通，这是教育制度强加给自己的一把锁，“不摆脱它，就意味着自己一辈子都将与想象力和创造力无缘。”

对现行大学体制的矫正

“如今高校的教学氛围，太需要激活一下了。”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此前在大学呆了将近20年，他直言，“现在的学生不愿意动脑筋，只想要简单、清晰的结论，这其实是教育体制所致。从小学开始，老师的教育就是标准答案式的教育，一段话让你分析，似乎很激发主动性，但结论却是板上钉钉的。到了大学，还是老师讲，学生记，最后按照老师讲的内容去考试，‘闻一知一’，对于他们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和整个大学的考核机制和评估体系是相关的。更可怕的是，包括文学院在内的人文学科也被纳入到这一“数字的监狱”。

“文史哲用这个方法是评估不出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如是说。阎连科也认为，人文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让人去感受，而不是量化；让人去一天一天地养成，而不是一时一刻就立竿见影，“人文是要流到血液中去的，而不是穿在衣服上，正因为要流到血液里，所以不能量化，不能一眼就看到底。所有可以立竿见影的人文，一定是荒谬的人文。”

事实上，由于长期惟量化指标、尤其是惟论文马首是瞻，当下大学的文化生态已然出现很大问题。孙郁注意到，中国现在的论文，已经成为一种八股，它里边的信息量有限，而且是在克隆别人，或是引用前人的一些成果，自己独创性的东西不很多，而且，大多数文章食之无味，毫无思想温度和精神温度。

具体到文史哲等领域，他认为，除了对知识遗产的继承，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能否在与古人对话的同时，跟现实对话，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对话，“流水线成批量生产的论文，很多只是一种学术垃圾，他们的问题意识不是建立在对文化、对现实、对人性最深切的认识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大问题。”

由于考评体制的限制，如今，只有格非、曹文轩等数位学者型作家能在大学立足，而更多的人，在此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文学院里应该有文学，这正是我们当初引进作家最基本的动机。有创作经验的人和有学理思考的人结合在一起，可能会使我们的文化生态更加活跃和丰富。”孙郁透露，人大文学院希望以此为契机，去探索大学文学教学的全新模式。

“将作家引入大学，而且，并不将其纳入统一的评估体系之内，这将有可能打开一道缺口，给人文留下呼吸的空间。”施战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