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多个省份的“二胎试点县”，2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市县的总和生育率都在2.1以下，如山西翼城与甘肃酒泉分别为1.5和1.4，湖北恩施2005年为1.47，河北承德现为1.6。

生育率下降，这一问题在世界各国，不管是欧洲还是东亚国家，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都经历了从节制生育政策向鼓励生育政策的转变。这些国家的低生育率虽然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担忧，并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政策见效甚微。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5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5个，发展中国家为2.8个。200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数量将会出现不断萎缩。

更重要的是，低生育率及低生育率文化一旦形成，将很难逆转。日本、西欧对自己国家的低生育率挽救了几十年，仍旧还是低于世代更替的水平。

而在中国，不仅存在总和生育率偏低的问题，而且人口性别比例还严重失调。特别是偏远乡村中的农民，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由于选择性别生育现象严重，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在一些小县城的幼儿园里，100个孩子当中，甚至出现60多个男孩、30多个女孩的现象。据2005年抽样调查统计，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甚至达到了120（男、女孩比例为120∶100）的异常水平，成为世界上违背生育规律持续时间最长、失调最严重的国家。

人口红利期过后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1982-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20.1%，带来经济增长提高2.3％，这意味着，人均GDP每增长4元就有1元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解释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的前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与日本及“四小龙”的“东亚奇迹”非常相似。

老龄化虽是全球面临的问题，但西方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是几百年来缓慢发展而来的，是人民富裕后的老龄化，即便这样，西方国家仍然鼓励生育来试图解决这一危机。而中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就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7％，2003年已上升至8.5％。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1.43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300万享受社会养老。

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一个正常家庭，不管是三代同堂，还是四世同堂，其存活、健在成员的结构应该是宝塔形的。由于家庭中中年以下的成员占多数，家庭必然充满活力和朝气。然而中国的现状是，这个自然的家庭结构被颠倒过来，变成“四二一”的锥形，老龄化的一代变成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