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谣言不仅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伤害了微博公信力，还浪费了公共资源——造谣传谣在先，纠错在后，从批判的价值次序看，首要的问题应是反思如何防范谣言和避免信谣，尤其是在传谣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当事人。可避谈防谣而大谈纠错，与他们平常所批评的“不谈防灾，却炫耀救灾能力”是同样的逻辑谬误，是以“纠错”来遮羞。

正如有传播学专家所言，“金庸逝世”的假新闻，并不是一个可以表现微博自我纠错的典型案例。我也同意开放的微博空间具有纠错功能，不过，这个事件并不具有代表性。金庸先生健在，你传人家逝世了，这个谣是很好辟的，而且，金庸也与多数人的利益和公众情绪无关，传播这则谣言并不带来什么期待和情绪，故很好澄清和纠错。

可微博上的多数传言和谣言很难纠错，比如盛传某个官员有多套别墅，盛传某个警察有七八十个情人，传说某个高官收了多少贿赂，某个名人有多少家产。这些当事人不太好站出来自证清白，一般人也无法了解实情，关键是在某种夹杂着官民对立、阶层撕裂的情绪中，许多人本能地相信这些消息肯定是真的，他们带着愤怒的情绪和刻板的偏见制造和转发这些消息。谁敢弱弱地站出来问句“消息可有权威信源”，就会被愤怒的网众贴上“五毛”的标签。很多时候，围观并不能围出真相，反而只能强化某种情绪。大家只会起哄般地说“骂得好”、“转得好”，少有“谨慎求证”的理性之声。

围观效应，既可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凝聚起足以与强大的公权力博弈的强大民意，也可能像勒庞笔下描述的“乌合之众”那样，盲信盲从，空有一腔廉价的道德义愤，被利用，被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