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伟绘

“首都变‘首堵’，房子又贵得出奇，这北京真是没法住了。”近两个月，北京已有过两次全城大堵车，其中一次不过是下点小雨，却导致全市140多条主要线路拥堵达数小时，许多市民为此抱怨。

交通拥堵之外，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让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一些人甚至开始逃离“北上广”。而最近发生在上海胶州路的公寓大火，更使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安全性感到担忧。

特大城市注定难以“宜居”吗？快速成长的城市将“烦恼”到何时？该如何治理已经出现的“城市病”？

“城市病”集中暴发，离“宜居”越来越远

为了避开早高峰，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刘文波每天6点就要出门，赶往位于东三环的公司上班。“其实公司正常上班时间是9点，但如果7点开车出门，正好赶上早高峰，肯定会迟到。”刘文波告诉记者。除了要早出门外，为了避开晚高峰，刘文波几乎每天都“主动”加班，20点才下班回家。“实在不想把时间都‘堵’在路上。”他说。据了解，目前北京的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时增加到现在的5小时，汽车平均时速仅为15公里。

刘文波老家在河南，大学毕业后来京工作，2008年10月在北京结婚。“由于准备马上要小孩，就想起码也要买个两居。虽然当时北京房价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四环以内的房价我还是承受不了。想来想去，也只能在大兴这样的地方买房了。”

令刘文波发愁的，远不止每天要“早出晚归”。“好的商场、医院、娱乐休闲设施都集中在市中心，平时动不动就要往城里跑。”现在他正为儿子上幼儿园发愁，京城“入园难”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实，除了房价高、交通拥堵、街区发展失衡这些市民们日常就能深切体会的“城市病”外，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城市病”。

在北京，“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但截至2009年底，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就已达到1972万人。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达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估计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涌现数个20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环境污染也让人头疼。在深圳，多条河流已经被严重污染，即便地处珠江三角洲，该城市仍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之一，2009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下降到20年前的1/18。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

城市的好处毋庸置疑。一方面，同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集约使用可产生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另一方面，人口的聚集使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家庭活动社会化的过程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活动。但是，当城市扩张到一定程度，“城市病”随之而来。

中国城市管理协会会长罗亚蒙认为，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是一个运动的矛盾统一综合体，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城市有点“病”是正常的，只要不“病入膏肓”导致城市“偏瘫”就可以治理。只是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更严重一些，治理的需求更迫切一些。

“‘城市病’是城市化的产物。特大城市功能高度集中，而周边中小城镇功能很不健全，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益来看，特大城市有许多优势，也正因如此，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随之产生。”中国科学院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张文忠说。

“城市病”的对立面是城市的宜居性。每个人都希望，城市既是繁华现代的又是宜居舒适的。

罗亚蒙介绍说，宜居的标准有很多，但根据学术界普遍的观点，城市是否宜居，有一条“红线”：环境承载力。“在人类活动强度超出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之前，人类活动强度越大，城市宜居性越高；但在人类活动强度超过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之后，人类活动强度越大，城市的宜居性越低。”罗亚蒙说。他认为，当前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聚集，人类活动强度均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从而导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等诸多“城市病”，离“宜居”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