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载，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变迁。中国社会转型尚在进行中，中国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风险期，不断考验着党的执政治国能力。和谐社会建设目标提出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日渐明晰。而面向未来，欲实现社会发展、社会公正、社会和谐，当有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结构，政府当由社会的直接管理者逐步转向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治理方式当由人治转向法治，由施压转向合作。

三大变量合演中国社会变奏曲

共和国甲子之际，我们今天身处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哪些变量共同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此当有清醒的认识，务实的判断。

变量一：个体自由度跃升。公民与社会关系由“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

从身份到契约，是一个著名的社会进步公式。前者以家族出身为标准，界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强加于个体；后者则是以契约为原则，个人与社会在自由的状态下建立关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周红云对半月谈记者说，从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意味着个体解放、经济自主和政治平等。

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身份社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按照“家庭成分”将人划为三六九等，“根红苗正”者享受各种好处，“黑五类”等21种人则被视为“狗崽子”，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即使能力再强，在“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体制内，根本无法改变自身命运。

“文革”结束，“个人崇拜”的桎梏、“两个凡是”的束缚都逐渐被打破，亿万人摆脱了“家庭成分”的捆绑，个人意识猛然觉醒，身份社会逐渐瓦解。特别是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个人对家庭和单位的依附性逐渐减弱，个人在经济活动上有了合法的自主权和自由权，社会交往逐渐通过契约来实现。

变量二：利益关系剧变过程基本结束。社会结构处于定型化过程中。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前，我国是一个再分配体制的社会，社会中的各种资源首先由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进行集中，之后按计划在社会成员中分配。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替代再分配体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占主导作用，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进入90年代中后期，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内部认同也渐渐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社会阶层代际承继现象出现，这标志着社会结构进入定型化时期。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背景下，中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

变量三：公民发育成熟度整体提升，社会公共领域的公共精神逐渐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干预一度达到了某种极致。清华大学教授沈原指出，在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创立的是一种典型的“总体性体制”，其核心特征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吞没”社会，另一个是国家“吞没”经济。这极大地限制了私权利，消解了社会本来具有的自治功能。改革开放之所以激发了全国人民巨大参与热情，就是政策背后尊重、保护公民权利的内在逻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发展私营经济、私企老板入党再到保护私财入宪，对私人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的尊重成为改革的一条内在的主线。

这一变局也促使着以经济结构为先导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国这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累积起巨量财富的同时，整个社会也正承受着巨大的张力。在维权过程中，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迅速成长。人们以平等的主体资格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之中，不仅关注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在涉及公共事务时也表现出公共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