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和家人合影，后排右二为作者陈昊苏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是不同的，因而他们进行选择的具体情况也不同，这往往也就是历史进步的生动体现。我在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听过父亲的一次报告，渐渐明白了人生选择的道理，并获益终身。
陈 毅
生平简介
1901年—1972年，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等职。南昌起义后，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指导员。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同年4月，与朱德率部转移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师师长。后任红四军军委书记。1931年2月起历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历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理军长、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淮海战役总前委委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市长等职。
全国解放后，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外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作者简历
陈昊苏，陈毅元帅长子。1942年5月出生在江苏阜宁，1947年起先后在大连、济南、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完成小学、中学、大学学业。1965年起先后在七机部二院、军事科学院工作。1981年至今，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是中共十六、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1 选择
父亲让我报考大学工科
1958年的晚春，父亲作为学生家长应邀前来我读书的北京四中作报告。我记得他当时说：同学们应该趁着年轻时光树立起正确的政治方向，奋斗不息，坚持到底。他说，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如果这种选择符合人民的愿望，也就是顺应了历史进步的要求，那就能够决定性地帮助这个人赢得事业成功。在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同时，历史和时代也选择了我们每个人。现在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建设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这就是你们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将能经受住历史对你们的选择。这里所说的选择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大家应该有随着时代前进不断做出选择和经受选择的思想准备。
一年以后，父亲在家中找我单独谈话，因为我高中即将毕业，面临报考大学怎样选择专业的问题。
他先问我的想法。我平时对文科比较感兴趣，曾在学校的语文竞赛中得过第一名，自己觉得学文科更有把握。父亲的见解却相反，他说：“现在国家最需要的是工科方面的人材，向高端科学进军是时代的召唤，你的理工科成绩也不错，为什么不优先考虑响应国家召唤呢？我自己年轻时在成都上过甲种工业学校，想走发展科学和实业报国的道路，因为当时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学了工科也报国无门，这条路走不通，才投身革命，从事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斗争。现在进入了新时代，你如选择学习工科就能够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
父亲一席话讲完，我的主意也定了：报考工科，将来做祖国最需要的科技人才。
1959年9月，我因高考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准备学一年俄语，然后去苏联的工科大学深造。
1960年夏，中苏友谊出现裂痕，开始了意识形态论战并且波及国家关系，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原来答应接纳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缩减。尽管我当时俄语学习成绩不错，也渴望到异国的天地去经受一番历练，但我还是向党组织表示听从分配，出国或不出国都请组织决定。最后，我和相当一部分同学没有赴苏联留学，我被转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系学习。父亲后来提到这件事，对我做出的选择表示满意。
2 入党
父亲给我讲早年革命经历
1963年5月，我刚满21岁，在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独立做出的(当然受到父亲的影响)重大选择。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欣慰的是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中有了第二代共产党员。
这年夏天，他带着全家到北戴河休假，利用几天时间给我讲他早年的革命经历。他说：“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党后，下定决心，坚决干到底，更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父亲回忆说，他是22岁入党的，入党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徘徊的经历。“觉悟迟没关系，有反复也不怕。只要真正觉悟了就好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也不要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
1961年，我弟弟丹淮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是我们兄弟中第一个离家远行独立生活的孩子，父亲为他写了送行诗，其中提到“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
1965年9月，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父亲又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是讲从事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在1964年1月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北非国家时，曾经参观过一家现代化炼油厂，那里采用的是法国技术，全厂只有900个工人，而与之生产规模大体相同的我们国家的炼油厂却需要1万名工人。父亲认为，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国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和外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引用列宁的话：“劳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他又回到6年前对我讲过的话题：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必须进一步解决经济落后的问题，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也能最终得到证明。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最后解决这个经济发展的课题，主要就是依靠科学技术。我们已经规划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真正埋头苦干来实现这个远景，全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属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人，他确实不明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全面内战”。大批干部受到冲击，广大群众也被驱赶到形形色色的残酷斗争中，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荡然无存。父亲公开质疑这种过火的斗争方式，被打成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错误批判，政治上完全被“靠边站”了。为了顾全党内团结的大局，他不得不承认“错误”，多次做检查。鉴于遵守党的纪律，他那时不能向我们家人透露党内斗争的情况。
3 改行
父亲支持我的工作选择
“文革”中，父亲与我的3次个别谈话，让我难以忘怀。
第一次是1967年，正是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的高潮时期，我们全家都被笼罩在非常压抑的沉闷空气中。父亲对我说：“这次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可能对你们兄妹的政治前途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我的心情很沉重。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讲出自己的意见而受到批判，我并不感到后悔。直到目前，你们兄妹在事业的发展上都是比较顺利的，但今后要准备独立奋斗了，不要再指望我还能给你们提供什么帮助。”
父亲和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严肃的交谈，当时我的感受就像是大难临头。
父亲说：“经过这场事件，我自己对从事政治斗争已经感到灰心，今后你们还是努力做好科学技术工作，再也不要去搞什么政治了。”我当时找不出什么恰当的话来安慰父亲，只是说我们对他并不抱怨，而且我们兄妹都会努力工作，经受考验，请他不要为我们担忧。
第二次谈话是1969年。那时全国局势稍见稳定，但又酝酿着新的斗争风暴。父亲此时已退出中央政治局，基本上处在闲散的位置上。由于我所在的七机部已经宣布军管，按照上级关于组织技术干部下放到部队劳动锻炼的要求，我8月份将赴南京军区某部当学员。临别时父亲找我谈话，希望我到部队后要好好干。他说：“南京军区有许多干部都是我的老部下，不过你这次去不要找他们，要完全依靠自己，埋头苦干，努力奋斗，赢得周围同志们的信任。要相信老百姓和广大指战员是会善待你的。只要你好好干，他们是会欢迎的。”和父亲预料的一样，我在南京炮兵部队某团当了两年学员，交了很多朋友。
第三次谈话是1971年8月。我经过两年劳动锻炼回到北京，还是在七机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领导想把我调到所政工组，这也就意味着要改行从事政治工作。我拿不定主意，专程去了一趟北戴河，当时父亲正在那里休养。
父亲表示这一次他将完全尊重我的想法。他说：这些年你在政治斗争中也经受了一番磨练。如果确实能够胜任政治工作，也是好事。他提及4年前曾表示对政治斗争的灰心，属于一种愤懑情绪的流露，而且也是想帮助家人摆脱困境。现在他已经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估计今后不会再被卷入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他说，我已经老了，无力再做什么事情了。你只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将来总有一天能够发挥作用。我希望你努力吧！”得到父亲的理解和支持，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当时父亲已经动过肠癌切除手术，暂时情况还不错，我们全家人都希望他能因祸得福，从此颐养天年。
这年11月，父亲的病情恶化，拖到12月初做了第二次手术，转过年来终于不治。很短的时间，母亲也患了和父亲一样的绝症，两个月后动了大手术，两年以后也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
双亲在两年之内相继逝世，给我和弟妹的打击非常沉重。幸好，我们得到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关照，又得到来自人民群众的同情、爱护、支持、鼓励，我们没有垮下去，相反，我们鼓足了勇气，投入了新的工作，跟随党和人民继续前进。
编辑：邓京荆 来源：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