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在江青制定的文化专制体制下，自1966年6月至1972年长达7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影界除了样板戏电影之外，没有一部故事片新作问世。面对这种罕见的银幕荒漠化现状和观众渴求新作的强烈呼声，国务院文化组于1973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电影厂负责人会议”，批评了当时在创作思想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明确了当年5部故事片的生产任务和次年24部故事片的生产计划，十年“文革”的故事片创作与生产才正式启动。

为了给故事片创作树立样板，江青特意安排，将一些经典的黑白影片进行重拍，《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影片在此期间将重拍为彩色片。重拍的影片由于彻头彻尾地贯彻“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画面处理显得虚假造作，表演上更加脸谱化，整体艺术质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倒有些下降。重拍片的失败无形中给新故事片的拍摄提供了新的契机，各电影厂开始着手新故事片的拍摄。从1973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一共生产故事片76部，其中1973年和1974年成为“文革”故事片的丰收年，两年内新完成的故事片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出现了《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等几部难得的艺术精品。

影片《创业》展现了石油战线的英雄业绩和石油工人的伟岸形象，突破了“三突出”的创作限制，成功塑造了周梃杉的鲜活形象，歌颂了他敢于奋争的精神。北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海霞》根据黎汝清的小说《海岛女民兵》改变而成，影片抒写了女民兵海霞的苦难出身和成长历程，展现渔家姑娘劳武结合、保卫家乡的精神。这些影片的成功，有别于唱高调、戴高帽的“假、大、空”式“文革”电影，令中国观众感到耳目一新。随后公映的《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火红的年代》等影片，尽管在艺术上还有一些不如人意之处，仍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但是，故事片在很大程度上的成功并未得到江青的认可。江青把故事片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批判定罪的方式，含沙射影地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叫板、攻击，并把电影创作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这种对电影发展的横加干涉，导致了“文革”电影艺术的畸形和错位。电影创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导向引领下，主题进一步左倾僵化，形式更为滞进守成，为迎合政治主题而设置的叙事结构往往千篇一律。这种可怕的艺术倾向在“四人帮”随后炮制的阴谋电影中更为变本加厉，脱离了电影艺术进步的轨道，使电影沦为政治的传声筒。这种阴谋电影的出现，是“文革”后期创作的一种畸形现象，它以批判走资派、攻击老干部为主要目的，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服务，艺术上有明显的“政治挂帅、主题先行”的特征。1975年，歌颂反“走资派”英雄的影片《春苗》就是较早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一部影片。

纵观“文革”时期的故事片创作，在主题上继续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命题，更加强化了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力度，人物设置具有主题先行的特征；在叙事线索和人物矛盾的安排上，常是一个主题关照下主副两条线并行，具有二元对立的美学特点。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电影终于革故鼎新，迎来了百舸争流的大好局面。

编辑：邓京荆 肖冠男 来源：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