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喜剧片，往往是以种种手法揭示人性、人生和社会存在的荒谬性而引人发笑并借此表达人类的自信心和超越精神的影片。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定义来考察此期电影，我们就必须承认，由于政治斗争的尖锐和严峻，这个时代对于喜剧的容纳能力远远不够，也导致了本来为数就少的喜剧片由道德讽刺到歌颂，最终丧失了生存的语境。
新中国建立初至1955年，没有一部喜剧影片，一方面此时硝烟未尽，电影需要集中表现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观众更多需要的是加强对新政权的信心，从而集中力量建设新家园；另一方面受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余波的影响，电影工作者面临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缺乏创作方向。
到1956年，国家整体形势趋于稳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大众充满翻身后的幸福感、也为讽刺喜剧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同时，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逐渐增长，产生了讽刺喜剧兴起的社会基础。同期，苏联文艺界提出反“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并且拍摄一批喜剧片，对国内电影界产生了直接影响。而国内强调文艺“干预生活”的主张也为喜剧片的产生创造了舆论条件。
1956年在“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久，吕班导演的影片《新局长到来之前》，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讽刺喜剧片问世。影片漫画式地塑造了一个自私自利的马屁精牛科长形象，突出了官僚主义者对上奉承献媚对下骄傲糊弄的嘴脸，而牛科长对待局长和一般同志截然不同的态度也被上升为对待个人利益和国家人民事业的立场问题。
这部影片原是一部独幕讽刺喜剧，剧本发表后受到好评，各地艺术剧院争相演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到中南海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做过专场演出，也得到赞扬。不过，这种好评显然不是针对影片的艺术质量的肯定，而是影片所取得的社会效果。官僚主义是1956年整党的一项主要内容，改编时也只是丰富了喜剧细节，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应当说在政治上具有了相当的保险系数，但影片后来还是为导演吕班带来了厄运。同年还生产了《不拘小节的人》、《如此多情》、《寻爱记》、《球场风波》等一批影片。
和《乌鸦与麻雀》这样的讽刺喜剧不同，上述影片的讽刺限于道德化的范畴，而不是社会性的批判。这类讽刺喜剧是“讽劝型”的，导向教化目的。牛科长的伎俩是捞点小转椅的便宜、借机换大办公室以提高身份，顺嘴编造与新局长同生死的经历以满足虚荣心，这些大多与人物的日常品行相关联，不涉及政治阴谋，这是一种“理性化的讽刺”，被讽刺的对象代表的是一类人，这里的类不是按职务等级划分，而是按其所代表的某种品行或行为，在讽刺语言和手法上，多采用生活化的合理误会、巧合、偶然等喜剧因素制造笑料、辅以夸张和重复手法。甚至人物的姓名也具有隐喻性，如《如此多情》中见异思迁的女主人公傅萍（浮萍），《未完成的喜剧》中的易浜紫（一棒子）。
50年代中期的喜剧影片以讽刺的面孔出现，是因为此时的喜剧片带有很强的现实性、工具性和目的性。影片讽刺的对象或是自私自利的，或是工作方法不符合社会主义规范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中所讽刺的对象只是一个总务科长，他的张狂表演是由于新任局长的缺席——隐身，当丑角充分表演之后，代表正面形象的新局长出现，纠正制止了他的行为。在一部影片——一个封闭语境中，职位最高者往往是正面形象，其意义在于表明制度的合理性和可靠性，那些违法乱纪、为非作歹、谋取私利者往往只是一些基层领导或低级干部，这种人物设置策略由于用于意识形态宣传十分有效，所以能够一直沿用到今天，作乱者可能人数众多，在短期或某个范围内沆瀣一气，越是如此，越能体现阶级斗争、反腐斗争的艰巨性，但这些都是基于影片中所涉及到的最高级领导必然是正面的，他因为种种原因而缺席，在他出现的时候，必然可以拨乱反正。
按照当时习惯的读解模式，一个文本被等同于一个社会。文本全部被认为是社会的全部，文本以暴露黑暗为主被认为文本是在说整个社会以黑暗为主。对于新生政权来说，虽然只是道德化的讽刺，但也有丧失民众信任之虞，即使是影片的观众也惧怕这种信心受到冲击，事实上，许多观众也自觉参与了对此影片的质疑。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的产生已完全超出了艺术创作的范畴。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吕班由于对讽刺喜剧的探索成了“利用讽刺喜剧宣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凶狠的党内右派分子”，从此停止了艺术创作，直到1976年病逝后，才得到平凡。他成了新中国喜剧电影付出最大代价的导演。
吕班导演的最后一部喜剧影片《未完成的喜剧》通过三个故事“朱经理之死”、“大杂烩”、“古瓶记”讽刺官僚主义者、吹牛皮者、不赡养老人者。但此片尚未出世，就被打成毒草，果然成为了一部“未完成的喜剧“。
与《未完成的喜剧》同时遭到相同命运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同年生产的《球场风波》，影片虽然被定性为“野草“而非毒草，但此后影片的编导均没有再从事电影创作。
1958年，郭维根据赵树理小说《三里湾》改编、导演了影片《花好月圆》，影片较为成功地保持了原作中的幽默感，既讽刺了时代的不和谐音，又显得诙谐风趣，但影片受到了“用三角恋爱代替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批判，遭到禁映。
同年还有一部喜剧片《布谷鸟又叫了》，女青年团员童亚男有新思想，而未婚夫王必好为了把她束缚在自己的手中，竟然要求她不能同男人讲话，不能去学开拖拉机。影片讽刺了一个只关心生产不关心人的农村基层干部，上映后立即受到激烈批判，被认为“歪曲现实“、丑化党的领导”。
至此，讽刺性的喜剧片生不逢时的命运已经注定，于是歌颂型喜剧应运而生。
1959年，在规划“国庆10周年献礼片”时，电影界领导发现没有一部喜剧片，于是决定由夏衍负责“抓”出一部喜剧片。《五朵金花》成了重点，夏衍下达了“要喜剧，要有大理山水、载歌载舞轻松愉快，不要有政治口号”的指示，于是歌颂型喜剧影片的样本出现了。
《五朵金花》得到了与讽刺喜剧截然相反的待遇，并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这种少有的“成功”引起了电影界的观众，评论界据此看是讨论“社会主义新喜剧”，最后总结出这种新喜剧的特征是：其性质是歌颂光明，不写否定的消极的食物，态度上应当是歌颂而非暴露，通过影片证明生活是美好的；在人物形象方面，要塑造正面形象，从而达到歌颂新时代的目的；在喜剧技巧方面，诙谐、幽默、风趣、误会、巧合是基本手法。
编辑：邓京荆 肖冠男 来源：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