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8月31日报道：来自山东滨州市的贾志刚已经学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鞠躬点头，像日本人一样弯身行礼，以示恭敬。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这个20岁的小伙子已经在位于章丘的一家国际培训中心里学习了必要的日本礼仪和日常对话，完成了来自日本建筑公司代表的面试，准备收拾行囊，踏上赴日研修的打工之路。

“我想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他面带微笑稍显羞涩地告诉记者。贾志刚的父母都是农民，而他是家中的独子。父母为了送他去日本研修，已经花费了4万元的中介费用，这笔费用已经超过了他全家一年的经济收入。

每年都有许多像贾志刚一样的年轻人以研修生身份被送去日本，以技能实习为名，在建筑、电子制造、食品生产和服装行业等当地缺乏年轻劳动力的行业中从事各类工作。

目前面对日本地震后的经济复苏和震后重建，中国的海外劳务输出公司希望能够抓住机遇，招聘到更多的年轻劳动力以满足日本企业的用工需求。

但在山东，我国的对外劳务输出的第一大省，让当地159家劳务公司感到为难的是尽管国外劳务需求强劲，但作为中介的他们却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

由于对核辐射的担忧以及国内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山东省的对日劳务输出遭遇了降温。根据当地对外劳务输出的主管部门山东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7月份，对日研修生派出人数为8559人，同比下滑了4.8%。

保护海外派遣劳动者权益 法律尚待完善

而于此同时，维护海外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却往往在中日两国的法律漏洞中显得格外脆弱。

在日本，这个初衷为了帮助外国劳动力学习先进技能，促进国际交流的研修生制度，已经渐渐成为日本企业剥削廉价海外劳动力的工具。

日本政府不允许外国单纯劳动者和非熟练工人在日就职。为了解决劳务需求和法律之间的矛盾，日本政府在1993年增设了《技能实习生制度》，即研修生经过为期一年的技术学习后,

可与雇用企业签订雇用合同, 转为掌握了一定技能的技能实习生, 再工作2年。

而中国则是日本最主要的研修生输出国。每年，有数万来自中国农村的青年离开故土踏上他们的三年在日研修之路。根据日本研修生项目主要负责机构——财团法人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网站公布的数据，2009年，有53,876名新的中国年轻人开始了在日本的研修生活，占当年总新增人数的67%。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的廖小健曾对日本研修生这一制度做过专题研究。她在学术论文中指出，导致在日中国研修生上述困境的原因不少,如雇无良、劳工软弱、管理不严、文化和种族差异、派遣机构恶性竞争等。其中, 研修制度的先天局限应是主要原因之一。

而在中国，由于《劳动合同发》中的劳务派遣并不涉及对外劳务，而法律层面上，我国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也迟迟没有颁布，因此在劳工遭遇到与劳务中介和雇主之间的纠纷时，海外劳工正常权益将会难以得到保证。

山东省劳务输出企业：困境和挑战

山东国际合作联合有限公司的经理蒋杰表示，今年以来，公司的赴日研修项目招工人数有所下降。而公司针对参加赴日项目研修的招工的甄选门槛也有所降低。

“当时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时候，许多家长都会跑来公司询问自己孩子在日本的安危。”

蒋杰说，“公司员工一直联系驻日本的办事处，打听派出去的劳务人员消息。当时连睡觉都没时间。”

但蒋经理觉得幸运的是山东省派出的劳务人员没有伤亡。

他也不仅感叹，企业从1994年成立至今，其赴日研修业务在近几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刚刚从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走出来的劳务输出，却又遇到了日本的大地震。

而威海荣成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姜成杰也在媒体采访中谈到，日本地震过后的两个月，来公司报名赴日研修的人数屈指可数，企业甚至需要到省外去招人。

面对公众对日本地震之后的核辐射的担忧，主管对外劳务输出的山东省商务厅外经处处长李新运要求，各劳务公司在派出前必须如实告知研修生日本地震和辐射的情况，以做好安全防范，并消除研修生不必要的担忧。

除了对核辐射的担忧影响劳务企业招工之外，山东商务厅外经处副调研员张鹏表示，日本研修生的工资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也是导致研修生项目遇冷的原因之一。

一个研修生打工三年下来能存到相当于3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而相比十年前的30万，现在的30万人民币对于许多中国人来并不如从前那么可观。因此，面对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工资上调和物价上涨也让赴日研修的魅力逊色不少。

“我们现在跟国内的工厂一样，也是招工难。”

山东国际合作联合有限公司的经理蒋杰说。但他认为，一段在外国生活工作的经历和相对国内较高的薪水，依然是让许多在国内面临难的许多毕业生提供多一条的就业出路。

日本：治标不治本的新规

对于二十出头的姑娘王宁来说，赴日研修的目的不是其它，就是赚钱。工资相对较高，而且她也不介意加班和放弃休假和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毕竟花这么多钱出去就是为了能赚更多的钱。回国的机票也贵，不应该浪费钱。”

她希望通过三年的努力，能赚到至少二十万元人民币，而这笔钱，除了留给自己的一部分以外，也可以帮助在家务农的父母开家小店做买卖。

抱着和王宁一样想法来参加赴日研修的年轻人有许多。在赴日前的培训课上，他们按照学校的要求站着上课，大声朗读日文。根据山东国际合作联合公司资源管理部经理陈旭的介绍，这是为了让学员能在培训结束之后更快地适应日本的高强度体力工作。“因为大部分日本企业提供的职位都需要员工站着工作。”

而培训中心对学生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学生的手机必须上缴学校，不允许上网和用手机。离开校园必须向老师请示。教室和宿舍都必须保持一尘不染。

“日本企业对员工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尤其是对工作环境的卫生要求。”陈旭经理介绍道。

在日本，每年都有研修生在工作期间死亡的案例。根据财团法人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的统计，2008年在日本工作期间死亡的外国研修生34人，其中16人死于心脏和大脑疾病；2009年有27人死亡，其中9人为心脏和大脑疾病，3人自杀。

这样的死亡数量，但对于总人数在10万的18到30岁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的研修生群体里，比例已经大大高出了普通人群。

一直到去年，日本政府才第一次认定研修生中存在的过劳死。

2010年7月2日，茨城县鹿岛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在该县一家金属加工公司工作的中国研修生蒋晓东为“过劳死”。这是第一个在日本外国技能实习生被认定为工伤事故中的“过劳死”案例。

面对一系列的研修生的劳动剥削的法律维权案件，日本国内的舆论和国际机构纷纷提出质疑。2010年4月，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布斯塔曼特发表声明说：“日本的研修生和技术实习生制度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侵犯了海外劳工的精神和身体权利，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存在奴役行为，应该终止这一项目。”

而日本政府面对质疑和批评，也与去年7月对研修生制度本身进行了一些调整。其中包括研修生入境第一年受到日本劳动法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的保护。按照原来的制度，研修生入境第一年期间并不受日本劳动法保护；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标准。

另外雇主不得以集中保管为名没收技能实习生护照。

中国：海外劳务派遣定性争议

在中国，尽管根据我国现有规定，派遣的劳务公司收取的服务费不得超过劳务合同工资的12.5%，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一规定形同虚设。而涉及到海外派遣劳动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合同究竟属于商业合同还是劳务合同，在我国行业内和学术界依然存在着争论。

尽管国内的劳务派遣公司希望能够将外派劳务合同定性为中介合同，而由此产生的纠纷因处于商业纠纷，而非劳务纠纷。但呼吁我国海外派遣劳动者立法保护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常凯教授则认为，我国的外派劳务保护立法，首先应该确认海外劳务派遣属于劳动关系。（中国日报记者   段妍   编辑   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