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12月23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前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成绪大使，中国前APEC高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大使做客中国日报网站参加《外交讲坛》第一期节目，与网友一同回顾三十年外交风云，把脉新时期外交走向。以下是在线访谈摘要：

主持人：提到外交破冰，1993年的时候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会见了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次会面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打破外交封锁的一次标志性事件。王大使当时正好是APEC高官，请问对这次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江克会”，您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王嵎生：我当时刚担任APEC的中国高官。我认为这次“江克会”是打破美国制裁的序幕。那时1993年APEC，美国是东道主，是轮流做庄的。做东道主的时候，美国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提出来要召开领导人会议，就是非正式会议，或者叫经济会议。这是第一次在西雅图召开。

可是，当时美国对中国还在进行全面制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进行官方的高层往来。克林顿上台以前1992年底大选的时候，说了一些对中国不那么友好的话。上台以后，他感觉到不跟中国搞好关系也不行。可是要邀请江泽民主席去正式访问，那就很公开地打破了制裁，他不敢，但是他又有这个需要。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当年的6月份在第二次高官会议上，在西雅图，美国的一位女大使克里斯托弗紧急约见我，向我提交了一个文件，提出来要召开领导人会议。在谈话中她说一句话，说：“王大使，我向你保证，江泽民主席如果接受邀请一定会受到我们很有礼貌的友好接待。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会晤在某种意义上比APEC领导人会议更为重要”。我们搞外交的都知道，这样一句话是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美国急于要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江主席刚担任主席，第一次要到国际舞台上亮相，对打破美国对我们的制裁是个好现象。国内迅速做出了答复，说江主席接受。

关于这次双边会谈，虽然我是管多边的，但我知道这是有积极成果的，可以说是打破美国制裁的第一步，或者叫做序幕。这一次会上我也看到，美国不能不对中国重视，实际上也重视。但是美国要想搞一个亚太共同体，把APEC的Cooperation变成Community,我们是不太赞成的。在美国企图在价值观方面、安全方面、经济方面都起到主导作用，我们当然不同意，整个第三世界，发展中成员几乎都不同意，个别的发达国家也有保留。这时要想推行就很困难，我们不赞成，但是也有灵活性。最后达成协议，在领导人宣言里面写上一句话，领导人庄严承诺，要不断地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到现在成为一种美谈：APEC要有一种大家庭精神，这种精神就包括了协商一致、平等互利、自主自愿，也是很重要的原则。

当时克林顿很怕这个东西通不过，那天晚上的国宴，当美国人有求于你的时候，他知道怎么跟你拉关系。在国宴上，美国的女大使克里斯托弗悄悄地拿了一杯酒向我敬酒，对我低声的说（她不愿意让别人听到）：“我们合作的很好，一会儿宴会完了以后有喝咖啡的时间，克林顿总统要念声明里关于大家庭的那段话，麻烦你转告江泽民主席，希望他到时候能够高抬贵手。”我听了以后感觉到我们的分量，美国对中美关系很重视。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其实是中国外交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93年在西雅图实现了“江克会”之后，在1996年的时候，克林顿总统访华，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两国领导人至此实现了互访。但是随后在1999年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事件，2001年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这都让中美关系再掀波澜，我们在就这两起事件和美国的交涉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

杨成绪：很多中国人搞不清楚，美国是故意有计划的来轰炸中国的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还是一场误会。我们在和美国交涉当中，反复要求美国澄清这个问题。据我了解，美国最后讲到“这是我们最高领导人做出的决定，但是这个地点是中国使馆，最高领导人并不知道，这是个失误”。我们也没有接受他的这个说法，我们觉得应该再说透一点，我们不理解的是在今天科学技术这样发达，怎么美国竟然不知道贝尔格莱德中国使馆的地址，我们不理解，到现在还是一个悬念。当然我们注意到了，美国向我们多次道歉，克林顿也多次的表示遗憾，觉得是他们出的一个最大的失误。同时，他们也给予我们相应的赔款。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和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件是一样的。比如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到现在也是个谜。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会把这个谜揭发出来的。

至于撞机事件，我们和美国有很大的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的侦察机飞进中国的领空，你不断地来进行侦查，在和平的时期，这种行为就是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问题也是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

王嵎生：我想补充一点。当时社会上的舆论，网友们可能同电视上都看到了，一种比较多的是有目的、有预谋、有计划的轰炸，当然也有少数人认为可能是误炸。当时我们的表态是很清楚的，你说是失误，这完全不能令人相信，你必须交待清楚。这就是外交上提出很明显的责问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必须赔偿，所以他不得不赔偿了。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句，既然跟网友交流沟通，谈谈个人的看法。美国赔偿我们2000到3000万，我们也赔偿他们一点点，虽然少，为什么要赔偿他们一点呢？因为美国在中国的领馆也受了一点损失。从感情上来说，我们打他有理，但是在外交上仅仅有理还不行，还要理智和冷静。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和《国际法》，你把使馆损坏了，还要赔。所以我觉得遇到这些事情，既要有感情，这是很自然的，我当时也非常愤慨，但是行动的时候一定要理智。

主持人：也就是说，公民在表达外交诉求的时候，还要用一种理性的手法和方式进行。在2001年撞机事件和“9·11”恐怖事件，新一代领导集体成立之后，在外交方面有哪些特色？中国面前面临着哪些国际形势？

杨成绪：我想再补充一点。当时美国始终在承认错误这个问题上，总是拖泥带水，我们要求他做出正式的道歉。在文字当中，他使用了“sorry”，我的英文也不是十分好，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正好出席巴基斯坦大使的宴会，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坐在我的旁边，我就问他这两个字的区别，他说两个字都有道歉的含义在里面。但是“regret”这个词需要承担法律的责任，美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对此，我们对美国也是不满意的。但具体的做法上，我们也有自己的手段，比如美国坚持这架侦察机在海南岛修好上再飞回去，我们坚决不同意。你派另外的飞机给它运回去，也没有这样大的飞机，怎么运回去，所以他们只能拆掉，而且那时候借用了俄罗斯大的飞机把它运走了。所以在外交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在这个原则立场是不能往后退的。

（环球在线：信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