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所学者豆小红做过一个相关研究。按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他抽取了几组湖南高校毕业生样本，分析其“职业发展”与“家庭出身”之间的关系。调查结论是：父辈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公众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结论的呢？调查显示，75.71%的受访者对“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表示认同。(《潇湘晨报》9月25日)

反对

“二代”称谓太狭隘

所谓“父辈职业地位决定子辈职业地位”，无非是说父辈处于上流社会，那么子辈必然有更好的出路；而父辈居于社会底层，那么出路自然不言而喻。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新鲜，与“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有的是背影”的黯然神伤及更早的“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异曲同“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社会现实，隐喻着社会性的结构危机和底层人固化迹象。

社会结构本来应是一个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框架体系，“奋斗改变命运”或者“英雄不问出处”不该是一句口号。但现实的重重壁垒，却导致了底层人向上“流动”的步履维艰。“调查中可以发现，‘富二代’大学生比‘穷二代’更容易谋求到一个好职业。”我非常反感“穷二代”的身份圈定。穷人的孩子为什么就是“穷二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假若时空上溯几十年乃至更早，如今的富人群体、精英群体，其祖辈有几个不是农民和贫民？如果把农民工的儿子称之为“二代农民工”，那么，请问我们又是第几代农民工？

任何群体的称谓其实都具有某种狭隘的特征。古人尚且能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今人却只能自怨自艾？我反对当前以“穷二代”、“富二代”之类称谓去划分社会阶层的社会心理倾向，我更认可“富有—中产—贫困”的阶层划分。不能否认，穷人的后代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而言，参与社会化竞争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要狭窄、能力要弱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机会和能力；同时更不意味着，这种机会的狭窄和能力的弱小是正常与公平的。这才是一个必须要厘清的问题。

所以，时下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社会财富的二次公平分配和各项制度的跟进，逐渐缩小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弱势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途径，同时渐渐消弭贫富群体之间存在的心理割裂，让“屌丝的逆袭”不再成为传奇。而圈一个“父辈决定出路”的框子跳进去，再在框子里讨论公平与命运，实际上是对公平诉求力量的无形消解。陈一舟

剖析

社会公平机制软弱

3397人参与了《潇湘晨报》与大湘网的此次联合调查。75.71%的受访者对“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表示认同；但也有16.76%的人持反对意见，他们坚持“奋斗能改变命运”；其余的7.53%，选择了态度含糊的“说不清”。

无独有偶，近日，清华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成果也表明，“官二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高出13%。这种出身决定命运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惊醒，因为这种现象折射了社会公平机制的软弱。

一个社会要想和谐发展，文明进步，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公平机制。现在，我们有这个机制，但这个机制比较软弱，许多时候在权力面前、金钱面前疲软，这样，必然导致出身对命运的强力影响。

出身决定命运不仅伤害社会公平秩序，更伤害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他不利于激发人才的独立竞争探索创新精神的形成，不利于打造社会的主流风气；一方面他促使社会诸多丑陋风气的猖狂，比如啃老族、拉关系网、拜金主义、权力崇拜等等。出身决定命运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是社会文明的拦路虎，是人才脱颖而出的第一障碍。

一个人的出身无法选择，但一个人的命运必须自己决定，这应该成为社会的基本定律。这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改变中国人的教育理念入手，让公民逐步树立起尊重孩子成长，把命运决定权交到孩子手中的思想，要让中国人走出为孩子生存的理念，要逐步建立起正确的父母价值观。二是必须从强化社会公平机制的严格规范监督入手，对于社会公平机制的落实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坚决杜绝金钱、人情、权力的参与。

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这本没错，但这个人情只有建立在尊重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让人情效益变成社会文明效益，如果只对少数人讲人情，必然让社会的公平机制破损。改变出身决定命运，让知识决定命运、智慧决定命运、勤奋决定命运成为社会主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