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及其机构性分析

当前中国的总体形势，可以概括为：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显，文化繁而未荣。而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应当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也就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平衡、不协调。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的结构，两者互为表里，相互支撑，互为基础。一般而言，经济结构变动调整在前，带动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调整了，也会促进经济结构的完善和持续变化。所以，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必须协调，相辅相成。经济结构不能孤军独进，社会结构可以稍稍后于经济结构，但这种滞后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阻碍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结构，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推动下，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但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还是工业化社会的初级阶段的水平。

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一样，是由若干个分结构组成的，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以就业结构为例：1978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状况是，一产占 70.5%，二产占17.3%，三产占12.2%；2008年变化为一产占 39.6%，二产占27.2%，三产占33.2%。1978年我国的二、三产业职工人数只有11835万人，2008年二、三产业有 46826万人，30年共增加3499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66万人。非农产业的劳力从 1997年开始，已经占50.1%，超过了50%的临界点，进入了工业化国家的就业结构。又如城乡结构，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17.9%，2008年则为 45.7%，平均每年提高0.91个百分点。1978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有17245万人，2008年达到60667万人，30年增加了4.34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447万人。再如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这样大的社会结构变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周秦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国家，是个农业社会的结构。直到1978年，农民仍占 82.1%。真正发生这个大变局，转变为工业国家社会结构的是这 30年。但因为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大发展、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候，没有适时抓好社会体制的改革，没有适时抓好社会建设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因而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相比较，现在的社会结构是落后了。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为15年

据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15年。

有人会问，改革开放 30年，怎么会滞后15年呢？这是因为早在1978年，社会结构已经比经济结构落后了。还以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等为例，根据外国学者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就业结构中二、三产业的职工应该占到总劳动力的80%以上，但2008年中国的二、三产业就业职工只占总劳动力的 60.4%，差了20个百分点。过去30年，非农劳动力平均每年增加1.03个百分点，需要20年才能持平。以城市化为例，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应该达到 60%以上，但 2008年中国城市化只有45.7%，差了 14.3个百分点。以过去30年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91个百分点计算，需要15.7年才能达到。再以社会阶层结构而言，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应该达到40%以上。2008年中国只有23%。如以近来每年中产阶层规模增加1个百分点计，要17年才能达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差，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是产生当今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而且久解不决的结构性原因。

二、中国进入社会建设的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官民关系、劳资关系等社会阶层关系矛盾显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事业改制等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增多，贪污腐败等大案要案频发，一些地方杀人、绑架等暴力犯罪增加，诈骗、抢劫、盗窃等刑事犯罪案件上升，特别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使得经济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近来又发生虐杀儿童、富士康民工跳楼事件。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我们显然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式办法来解决，也显然不能只用经济的理论和方法来应对。

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是分阶段推进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势变了，就要采取不同的战略和策略。这是我们的基本经验。新阶段的任务，是要在继续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重点进行社会建设，抓好社会管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四位一体中的社会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任务。

社会事业建设

过去我们一般把科研、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统一称为社会事业，其实，从实践看，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事业建设，也应该是社会事业。社会事业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关系到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福祉和前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医疗、文化、社保等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城乡居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享受到了一定水平的公共服务。但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把发展经济强调到了唯一的地步，致使科、教、文、卫、体等的建设相对滞后了，出现了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等问题。这也是社会矛盾增加的原因之一。要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近年的实践看，应该再加“业有所就”，并放在第一，这是民生之本，就像农民要有田种一样，城镇居民如果没有就业，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各地正在推进解决零就业家庭的问题，是一项善举。搞好社会事业，改善民生，就是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任务。

社会体制和社会规范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社会体制合理和社会规范有序的社会。我国已经从农业、农村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社会，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个社会体制就要相应变化，应该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建设好新的社会体制和社会规范，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进行。

在社会体制方面，就当前来说，应该建设好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城市和乡村的体制、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流动体制、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协调体制，等等。有学者提出要重建社会，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是有道理的。建设新的社会体制，这是个大问题，需要从长计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下现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与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不相称，必须首先破除，不能再犹豫不决。新的社会体制，就将在破除这些旧体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

新社会新体制要有新的社会规范。中国的农业社会几千年，农业文明很发达、完整，现在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就应建设好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社会规范。例如应该建好保证新社会生产、生活有序进行的法律、法规，人人有遵法守规的习惯，要建设好适应新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当然，在原来的农业文明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优秀传统的规范，还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使之逐渐融合到新的社会规范中，形成新的中华文明。

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体制

完善社会管理，保证社会正常有序，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个决定符合客观实际需要，各地区正在贯彻落实，效果是好的。从几年来的实践看，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要重视县域社会的管理。中国有2000多个县，县城所在地的镇，1980年代时，一般只有几千人，多则几万人，多数是由城关镇管理，既管农民，也管居民。现在的县城都已发展起来了，少则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大马路、大商场、楼堂馆所都建立起来了，但基层组织、社区建设等还没有跟上来，多数还是由城关镇统管，基本上还是农村式的管理，由此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社会治安状况也不佳。这些城镇总共有几千万、上亿人口，还处于没有相应有效的组织管理的局面，这种状况亟需改善。要通过建立社区组织，完善基层社区管理网络，增强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使城镇社会管理完善起来。

二是在发达地区，因为有宽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把基层社区做大了，原来有的居委会是个自治组织，没有脱产干部。现在有不少城市的居委会（也叫社区），派去了十多人、几十人的脱产干部（多数是事业编制），使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加强社会管理，很有必要，也有人认为这样的社会建设反而把社会建小了，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调整社会结构

一个国家或地区，最主要和最基础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两个结构一定要协调，相辅相成。现在的任务是加快社会结构调整的步伐，构建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标志性指标是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比重。2008年，我国的中等收入者阶层的人数只占总就业人员的23%，离现代化国家应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距离。前面讲过，即使达到工业化社会中期水平的社会阶层结构也还差很多。由此也可看到，社会建设任务的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