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在曲折中前行，“曲折”表现在文本选择方面，主要是以政治的标准取代语文的标准；“前行”表现在编者对教材文本选择达成共识，即：“文质兼美、适合教学”。

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入选高中语文教材。 长江日报 图片

徐林祥（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委,江苏省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据《长江商报》报道，今秋起，湖北省高一新生全部使用新课改教材，语文包括5本人教版必修教材和11种选修教材。最新收入的包括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等。新课改教材中鲁迅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记者在搜狐网看到，三分之二的网友对于人教社新课改语文教材的这次变动表示支持。

“去政治化”有炒作之嫌

新京报：日前，媒体报道称“梁实秋作品进入中学教材”，舆论认为这似乎是一个“去政治化”的信号。你怎么看待这个新闻？

徐林祥：这似乎是一个不是新闻的新闻。媒体报道“梁实秋作品进入中学教材”，是指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一）选用了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该教材自2004年5月由人教社出版，并从2004年秋季开始在部分实施高中新课程的省份使用，至今已有五个年头。所谓“新闻”，只不过是因为高中新课程是分批实施的，湖北省今年秋季进入高中新课程实验，对于湖北的师生来说，他们刚刚接触到该教材而已。

至于教材选什么文章作为课文，要根据目标课程内容来定，叶圣陶先生就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当然，教材的选文也涉及到编者的眼光。同样是高中语文新课程教材，不同版本的编者可以选用同样的文章，也可以选用不同的文章，比如，人教版选了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苏教版、语文版、粤教版、鲁人版就都没有选。

新京报：所谓的“去政治化”，也包括“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

徐林祥：对，有媒体称新版语文教材首次选入梁实秋作品的同时，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似乎是一个“去政治化”的信号。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以往的高中语文教材是供高中三年六个学期使用的，而现在讨论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教材是只供高中1.25学年，即二个半学期使用的必修教材，鲁迅作品相应减少是很正常的。

事实上，人教版高中语文新课程教材（必修一）第三单元在收入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标明为略读课文）的同时，即收入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且为精读课文）；而苏教版高中语文新课程教材除必修部分收有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作品外，选修部分还编有《鲁迅作品选读》供学生选修使用。所以，说是一个“去政治化”的信号，似乎有炒作之嫌。

舆论关注教材改革是好事

新京报：既然新闻并不是那么“新鲜”，为何仍然引起舆论的惊呼与关注？

徐林祥：社会舆论对语文教材的关注是件好事，表现了社会对孩子成长的关心、对母语教育的关心，同时也表现了对以往教材的不满，以及对新教材新面孔的惊讶。高中语文新课程教材适应了新课程改革的需要，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新京报：不过，既然称之为新教材，也必然会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哪里？

徐林祥：从文本内容上看，高中语文新课程教材较好地体现了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既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又注意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这反映到教材选文方面，几套新的高中语文教材，在精选传统篇目的基础上，都在开发新课文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新增了许多以往所没有的篇目。

据统计，语文版开发新篇目的力度最大，语文版、粤教版、鲁人版、苏教版、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传统篇目与新增篇目的比例分别为：1:2.2；1:1.4；1:1.3；1:1.1；1:0.8。这其中就包括人教版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以及语文版与粤教版同选的《英雄潇洒走苍穹》、鲁人版与苏教版同选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其意义》、苏教版的《麦当劳中的中国文化表达》等文章。

六十年修订史：从“双基”到“三维”

新京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中学语文教材也在一次次的修订中走过来，怎么看中学语文教材的修订史，或者演变史？

徐林祥：“语文”作为教材名称，始于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的一套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六十年中学语文教材发展史，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

前三十年又可分为五个时期：建国初期的语文教材是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的《中等国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提倡听说读写全面训练；五十年代中期，推行汉语、文学分科试验，初中分《汉语》、《文学》，高中只有《文学》（当时设想初中三年完成汉语的教学任务）

五十年代后期，受大跃进等运动的影响走了弯路；六十年代前期，教材重视工具性，注重“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文革”时期，又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走了一段弯路。

后三十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是拨乱反正时期，重提工具性和“双基”；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提倡编审分开，一纲多本，教材逐步走向多元，注意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更是出现了多种与新课程相配套的，体现新课程精神，特别是注重人文熏陶的语文教材。

总的说来，这六十年，语文教材由重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到重汉语、文学知识的传授，到注重“双基”，再到强调素质教育，直到体现新课程“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的要求，虽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总体上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新京报：这种演变的背后，反映出语文教材的编纂，主要是文本选择的标准有什么重要的变化？

徐林祥：我刚才讲了，中学语文教材六十年，是在曲折中前行的。这“曲折”，表现在语文教材文本选择方面，主要是以政治的标准取代语文的标准，特别是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这两个时期的语文教材简直就是政治读本。

这“前行”，表现在语文教材文本选择方面，就是教材的编者对教材文本选择已达成共识，即：“文质兼美、适合教学”。虽然对“文”与“质”，以及文质是否兼美、选文是否适合语文教学，不同时代、不同编者，有着不同的阐释。

“语文知识”的问题还没解决

新京报：你对现行教材的改进有何建议？

徐林祥：我觉得教材中的语文知识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建国至20世纪末，人们对“语文知识”的内涵与外延，一直没有科学的界定。虽然1962年上海江苏语文教育界对语文知识做了有益的探讨，将之概括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个方面，并得到全国语文教育界的普遍认可，被称之为“八字宪法”；但是从1978年颁布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首次讲“语文知识”这一概念起，语文教学大纲关于“语文知识”的表述，要么是以“包括……等”的形式来说明，要么是在“教材内容”或“教学内容”部分列举出若干项来说明。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表述既未揭示概念的内涵，也不具备揭示概念外延所必须的基本条件，即“周延性”。

新京报：现在的情况呢？

徐林祥：进入21世纪以来，语文知识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从已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来看，惟独两份语文课程标准没有“内容标准”部分。虽然近年来人们已经开始自觉地追问与反思语文知识到底指什么，以及语文知识到底包含哪些的问题，但至今为止，语文知识到底有哪些，特别是对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十分重要的语文程序性知识有哪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记者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