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

必要时可作飞机跑道

赵知敬说，长安街是北京乃至全国规划次数最多的一条街。

长安街的每一次规划，都几乎伴随着道路的不断拓宽和延展。历史上的长安街指从东单到西单这段，长约3.7公里；后来逐渐延展，到1999年，长安街向东延长至通州，向西到首钢，全长46公里，增长了15倍之多。

长安街红线宽度、断面形式是1953年、1957年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研究的问题之一。鉴于伦敦、巴黎等大城市出现的交通拥挤情况，“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马路要宽”，长安街红线一开始被定为100米~110米，1958年被定为120米——有说法是，要能让“百米赛跑选手跑10秒”。

“前苏联专家觉得太宽了。”赵知敬说，当时领导回应，北京将来人多，要想得长远。有趣的是，前苏联专家回国以后，也开始加宽马路去了。“道宽能看出气势来。”

在路的断面形式上，当时还处于抗美援朝后期，从战略考虑，长安街被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作为飞机跑道。

长安街第一次彻底改头换面是在1958年筹备国庆10周年之际。当年8月，中央要求北京改建好天安门广场，并完成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天安门广场经过1000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的数十个方案，确定宽度定为500米。“500米！谁有气势能定下来？这不是一个人定的，而是那一代人高瞻远瞩的决定。”赵知敬说。

当时曾参与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的陶宗震回忆，“国庆工程”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注。

1959年前，经过近十次不同地段的延展和开拓，长安街东起建国门，西至复兴门全部拓宽为50米~80米的通衢大道。

“神州第一街”从草图成为现实，开始显现无与伦比的气度。

改建

政府机构为商业让路

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延缓了长安街改建的步伐。直到1964年，国力有些恢复。万里作为北京市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汇报，提出中央有一些办公楼可以集中在长安街上盖。中央批复后，规划再次被提上日程，这次对道路宽度、建筑物高度都有较为清晰的规定。

此后，但由于各种原因，长安街建设停顿。

这时有了一个特别的例子。1972年初，周总理为恢复外交活动，接待国际友人，百忙之中下达指示希望北京饭店拥有更多客房。北京饭店东楼开始兴建，一层层盖到了近80米高，远远超过了长安街沿线建筑限高50米的规划要求。周总理发现后，叫停饭店继续加高——这个小插曲恰恰说明了长安街建筑的复杂。

“尽管有高度限制，但具体实施时难免有个小违规，就算颜色没有按方案也算违规。也有原设计45米，后来争取个一米两米的。这边想盖楼，却发现地方已经被其他部门争购了。”赵知敬在规划部门工作的几十年里，长安街一直是北京市规划工作的重点。

长安街一如既往地承担着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职责，并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感动瞬间。

1983年元旦，武警部队“国旗班”成立。3月1日凌晨，国旗班迈着整齐庄严的步伐，手托国旗从天安门门洞出发，越过长安街，国旗与太阳一同冉冉升起。

第二年国庆，长安街上，浩大的游行队伍欢呼着，人群中间突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在全世界的关注下，成功地盖过整个游行过程中所有的官方口号。

1985年，长安街规划随着改革开放被重新提上日程。规划做好了，却没有钱。上世纪90年代后，改革开放加速，商业和金融机构开始在长安街扎堆。长安街10年建设量是此前40年建设总量的4倍。据统计，长安街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就占14座，占总数的67%；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17%。

从政府机关大楼耸立到商业机构鳞次栉比，长安街原本牢固的政治逻辑开始受到商业冲击。

1997年李嘉诚在北京饭店东面、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黄金地段投资。几经博弈，“东方广场”突破长安街建筑限高的规定，在1999年如愿落成。人们更关注的是，东方广场的兴建让长安街上20多个部级单位、40余市级单位、100余区级单位、1800余户居民为之让路。搬迁工作在半年内完成，开创了政府机构为商业资本集体让路的先河。

整治

3000面广告牌被拆

1999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阅兵前夕，北京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决定对长安街及其延长线进行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面整治，并成立了长安街整治办公室。已过60岁的赵知敬因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委员得以留任。

国家意志的实现，仍要经过繁琐的谈判和说服。让赵知敬欣慰的是，“一到国家大事，大家都很配合，咱说不过他，但这事儿能说过他。”

“拆迁工作，市长都是一个一个去耗的。”经费有限，数以百计的临时建筑与民房的拆迁款，得到长安街沿线写字楼与金融银行机构的资助。由国贸大厦出资，搬迁了大北窑桥下的170户临时建筑，拆迁户能到通州换一套适合的房子。东城区一块要拆迁，补偿款在1.3亿元，需要北京市的市长批，批完后由东城区预先垫付，在年底上交财政时可少交1.3亿元。

当时，长安街上还有很多架空的线路，一团团，一根根。一开始，各相关部门并不理解，还有单位派人搭帐篷看着不让拆，赵知敬和他的同事们做了大量工作。

整治之前，长安街上的广告泛滥，建筑失去了原有的轮廓。赵知敬决定要拆广告牌。他收到过一封信，上面说“长安街上的广告是市场经济的表现，拆掉就等于否定邓小平路线”。但广告牌最终还是被拆掉了，共有3000多面。

广告牌减少的同时，是行人坐椅和绿地的增加，长安街逐渐还原为一条人文意义上的街道，但拥有难以掩盖的庄重和特别。

一条街体现一座城市的性质。1983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指出，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的各项建设，是城市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集中体现，这是历史所赋予的责任和荣誉。

“长安街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义的，但其他功能并未弱化。距离上次国庆阅兵已经10年了，长安街上的阅兵、游行各种活动，是一种精神提升，是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机会。十年回味一次，是值得的。”